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美）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译）李仁渊  张远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7-5086-6563-4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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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统治这个史无前例的光大帝国近300年之久，是由于清朝在其全盛时期发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与沟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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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认同远非由基因所决定，而是模糊且具有弹性、可以经由协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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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不在相信诸如“种族”这类生物性范畴的本质化概念，而视种族分类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以及社会政治协商过程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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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族裔分派与其说是依循既定的生物事实，还不如说是图政治之便
乾隆皇帝与其他人的努力与其说在守护一个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还不如是说在创造一个具有起源神话、民族语言与文学、鲜明文化特征的民族文化，而这个计划出乎意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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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满洲人”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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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统治者以不同的面貌、同时以不同的方法来统治其多元的属民。如果清朝的统治者对中国臣民而言是天子，对蒙古人而言便是大汗，对西藏人而言则是转轮王。清朝是多样化、多民族且被认为应该是普世的帝国，与中国历代前朝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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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天命的标准并非血统，而是个人的德性，此“德性”恰由儒家文化的词语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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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对手（南明、吴三桂）对清朝的挑战持续最久，也是目前为止最耐人寻味的。此为在福建沿海幅员广阔、高度整合，具备武装，而终至体制化的海上帝国，游郑氏三代贸易着所建立和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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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继续以更实际的方式与地主精英建立联系……清朝宣布有意尊重现有产权……清朝同时也帮助精英重新取得对劳动力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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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与其说是行政机构，还不如说是近似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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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地方行政是一种精巧的制衡系统，其设计让中央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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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府必须格外依靠由地方社会自行产生的领导人，尤其是士绅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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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若不是一种集权的“东方专制政治”，就是极精简的“税收与治安代理人”，让其属民全然地自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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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决定的背后是乾隆对其父亲热衷减低帝国内社会分化与文化多元化，并在其专制之下创造出相对高同构型子民之使命感表示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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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在此雍正已几乎要主张，种族的区分一般来说完全不是事实
乾隆此举（凌迟曾静）隐然赞同王夫之“种族间有本质上的差异”之说……乾隆将塑造“满州”成为一个国族团体作为一个伟大任务，断然终结雍正文化同质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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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渐理解这些语言与文化群体的多样性，并以前所未有的民族志精准度去研究他们的时候，清朝的观察者同时倾向将他们简化成一种同质性的文化建构，以“苗”名之，与己身文明相对，作为野蛮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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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国家之间逐渐固定化的领土疆界终止了过去模糊不明的边界地带，而持续增强的文化紧张关系最终在19世纪中叶的“云南回变”中达到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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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计划的遗绪之一，就是让士人之间的党派分别更加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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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西方“近代早期”相平行的时间架构底下，清代社会经历许多规模大小不一的变化，并总体形成结构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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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流动性高的清代中国社会中，族群的基础可以仅建立在其来自相同的地方，而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导向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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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改变且挑战清代性别构建的重要刺激是，有史以来清代男性最常处于行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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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父系亲属在文化上与社会上的强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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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转向（localist turn）
随着似为其后果的血腥阶级战争，精英从晚明社会中的那种自由主义退却，被引导去寻找可以更有效地强加社会规范于其邻居之上的工具，于是宗族的构建便提供了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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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清朝中叶，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
如果我们可以假定有一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帝国早期的范式，此经济形态可以分为两个根本的转变期。其一是大致从11~13世纪的宋朝商业革命……宋代的商业革命无疑是中国经济的重要转型……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帝国开始了比前次转型幅度更大的第二次商业革命……“流动经济”或“商品经济”

P114
第二次商业革命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都市化
大量的产品经由国内贸易的管道流通，一个更完整的城镇层级在多数区域中兴起，以支应乡村与大都会间的货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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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市镇与小型商业都市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是更广大之中产阶级认同与意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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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清朝的长途贸易北涵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之内，其分撒的特性可带来正面的效应，但当中国商人进入全球经济，此资产反而成为障碍

P118
大量增长的人口需要政府扶持各行各业之经济，其结果是清朝几乎比起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更积极地热衷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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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国家应该避免干预市场来达到帝国的目标与追求公众利益，而是政府最常用的是借由市场力量而非压制市场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官员经常力图以提供刺激方案来发展帝国新的商业经济产业，并从目标发展的领域中招商

P121
这种“中国的世界秩序（朝贡贸易体系）”模式暗示中国是孤立、排外的、无法接纳基于对等主权与相互尊重之上的民族国家体制，且根本上受制于对文化与仪式的要求，而非响应实际的国家利益……这种停滞与僵固的文化不仅存在清代，更包含整个“传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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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见之明来看，此时强制限制外国人行动的时机实非意外……正好与士大夫极力反对朝廷将西北整合为新疆的时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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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头”（kowtow）这个词几乎立刻成为一个英文单词，一个呈现中国人可悲的象征：与西方的理性和讲求实际相对，是固执地依靠古老仪式；与西方平等、人性尊严、人民主权等相比，是对专制权威卑微的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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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清帝国危机，是三个同时发生的困境所造成的“完美风暴”：西方扩张的外来冲击、由长期社会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长期危机，以及与我们熟悉的朝代循环模式相关的严重政府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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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维也纳会议导致拿破仑帝国的解体，促使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观点日益发展，认为每个个别的群体或“民族”由一个强而有力、集权中央的国家统治，不仅能达到最高的效率，也是民众所达到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指标。该会议确认了这些“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互惠与主权平等的原则之上，无论国家大小、财富与力量。

P154
鸦片战争让汉人在两个世纪以来深藏的反清情绪浮上台面

P155
如果说满人在16-18世纪其间已实际地将他们自己见构成一个“种族”，此时已然相当顺利地招致种族仇恨
功能性反满（instrumental anti-Manchuism）

P157
以“好汉”或“硬汉”的文化理想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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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对意识形态的弹性，意味着它们不仅很容易被清朝政府招安，也受其他的力量如地方有产阶级的收编

P165
白莲教乱不仅代表着清朝军力掌控式微的一个转折点，也使得朝廷无力遣兵到东南沿海打击海盗、抵抗英国侵略的日益威胁以及镇压内部的叛乱

P188
左宗棠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新疆完成的，不只是平息一场叛乱，而是对中亚穆斯林的再次征服

P189
但在19世界初，在汉族活跃分子如魏源的著作中，将“中国”视为拥有新辟、高度扩张疆土的多民族国家，已成为标准的命名方式。这些概念式我们今天所认识之中国的起源

P197
后毛泽东改革开放时代令人注目的成功发展，其根本上来自晚清工业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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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于19世纪晚期在朝鲜的外交被视为最后的挣扎，在过时的“中国天下秩序”中，维护一个难以控制的藩属国之宗主权；相对而言，扩张的日本则是采取“现代化”的攻击

P213
将爱国主义转化为真正的民族主义，是西方意义上之“民族”概念的出现，是种与忠于家庭、家庭和地方相竞争的个人认同和忠诚的对象

P220
义和团运动代表着一个清廷拉拢现有的群众运动、组织和首领以为己用的显著例子

P258
清帝国长久的政治特征之一，是拥有较其社会与经济规模来得小的正式国家机器。在这种省钱政府的制度底下，许多表面上似乎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转包给了当地精英或团体

P259
这个帝国与之前各王朝、之后出现在这块领土上的诸多国家，有着性质上的差异。然而，清帝国的历史为我们现在认为的“中国”政体与社会奠定了基本条件，其影响范围既深远且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