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挣扎的帝国-元与明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
（译）潘玮琳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7-5086-6454-5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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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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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河期（the little ice age）
反常气候的侵袭不断，近海又有外来商人频仍闯入的身影，使得一些人感到无所适从，只能牢牢抱守祖训。另一些人则不愿拘泥，用新的思想重构世界的秩序，并在其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于是乎，元明是一个迷惘不安的时代，也是聚讼纷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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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把忽必烈当作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来崇拜，他渴望像后者那样，让天下以一己之意志为转移……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从蒙古人手中夺来的满目疮痍的国土变成一个道家的乌托邦（Daoist utopian），尽管它很快就走了样，沦为一个法家的古拉格（Legalist gu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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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在明朝只是一个文化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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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崛起于淮河流域的凤阳府，那里正是南北的分界线，因此他始终与江南精英圈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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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元代行省制度相比，明代增加省的数量，削弱了政府跨区域协调的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代增设了巡抚和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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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禁开海，贩私的转为合法贸易，倭寇变身商贾，而月港则成了海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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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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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二年地震的极震区据福建沿海仅30公里。这次地震彻底破坏了西南海上贸易的两大中心——泉州和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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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长子继承制是为了维持稳定，这是帝制中最核心的理念，也是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所偏好的条件。塔尼斯特里的目标并非复制已有政体，而是谋求振兴……皇位继承制是为了在每一个世代中复制相同的权力安排，而塔尼斯特里的诉求是权力的重组，但这样做的代价也许是政治上的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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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便产生了一种杂糅了蒙古汗和宋朝皇帝两方面传统的新统治模式……牟复礼也指出，他所谓的蒙古的“野蛮化”（brutalization）将帝制中“大部分对皇帝的限制都摧毁了”，因此，为明代的专制统治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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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皇帝拥有绝对权力时，臣道方面的谏君之节尽失，只剩下顺从君命而已
中国政治转向君主独裁，虽肇于蒙元，但却是洪武与永乐二帝真正把儒家核心思想中强调义务和互重的君臣之道剔除出去，使明王朝失去了恢复帝制旧法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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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跨越重洋为的是进行贸易，而非殖民
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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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专制政权下君臣协议中忠诚条款的含义：要担责任的只有人臣而已……忠诚会使君臣同时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为君者想要摆脱对自己权力的实际束缚，但不知从何着手；为臣者相信制度性原则高于事君义务，但难求忠义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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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从肇建之初就创造了一种与私有经济相配合的统制经济
元明两代——尤其是明代——的大部分经济增长，在组织和资本方面得益于私有经济，但整个经济运行仰赖的基础结构却是由政府创造和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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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明代政府无力顾及城市管理的问题，只有依靠城市精英。然而，我们也不能就此断言明代城市精英和早期近代欧洲城市精英掌握着同等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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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以杜绝地主剥削的乡村自治为核心的里甲制度——至少朱元璋本人深以为然——忽略了有国家资本投入的经济天然地倾向于去创造和集中财富

P115
在工业化以前，中国经济史上最大的转型就是16世纪以里甲制为基础的适应农业社会的税收模式向适应以货币化交换为核心的经济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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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一词取自”经世济民”。那些致力于这些道德使命——晚近被译为”statecraft”（治国术）——的人认为，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就是动员国家给予他们的一切资源，以保障人民在凶年免于死亡，在丰年安居乐业。正是他们对公共事务投注的热情，使儒家实学派在明代中期成为显流。

P130
（元明）他们也生活在一个自己织就的网络中，那就是亲族网络。你的身份和地位并非取决于你的国家，而是取决于与你有关的人

P131
宗族（lineages）
为了弥补所具社会空间的日益扁平化，家庭通过融入更大的亲族网络、共享更多的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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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这些家庭培养自己的子孙走向仕途，其经济来源主要是田产
科举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获得士的身份的门径，又是对士的身份的最大威胁

P144
科举的效果不仅是选拔官员。年轻的学子因此与来自全国各地、具有相同社会背景和抱负但层次更高的士人结交

P147
归根结底，功名才是精英身份的真正标志，因此每个家族都竭尽所能地培养自家的读书种子

Ｐ１５３
无论在哪个皇帝统治下，私人财产都是不可侵犯的，否则任何体制都无法正常运作

P155
三教合一的思想——即认为中国的三大信仰传统只是同物异名——是塑造元明信仰的两大思想之一。另一大思想是明中期士大夫王阳明开创的儒教思想

P156
当他们发现真理与信仰之间存在矛盾时，他们是完全有能力将两者区分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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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多数人的信仰是混杂的。他们所接受的观念是，儒、释、道只是理解同一个现实的三种不同方式

P171
信仰的动摇来自文化内部的压力

P176
“同”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观念。在这样一个文化震荡的时代，它也决定了一些人如何回应与另一种哲学相遇所带来的认同挑战。元代的政权维系依靠的是多民族国家的理念。但是它不仅没能使人们联合为一体，反而造就了一个以“异”为根本原则的民族秩序。明代放弃了多民族的策略，选择联合那些已经被联合起来的人，即“华”或者说“汉人”。元代宣扬国家统一，却奉行民族区隔政策。明代奉行的是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的政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的理念却在大众心目中播撒了仇外的种子——对不同者的恐惧

P192
更令人惊奇的事实是，文盲在晚明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

P193
元明两代的商业出版中心在建宁府，位于福建省的腹地深山，其中又以建阳为最盛

P210
自汉代起，中国历代政权处理对外关系有两种机制，一种是正式的，一种则是半正式的——朝贡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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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废弛的一个后果就是泉州的经济不断落入外国商人的掌控。另一个后果是财富向口岸城市集聚，并未带动腹地的繁盛，反而破坏了后者的经济，并最终在指正十七年（1357）引发了福建沿海叛乱

P245
明朝覆亡由许多段历史交织而成：它既是发迹于东北边境的大清帝国的扩张史，又是14世纪以来中国经历的最大规模的内乱史；它既是明朝走向崩溃离析的历史，又是人类气候史上的重要一章

P250
忽必烈没有把中国并入蒙古，而是让蒙古人进入中国，并跻身于自公元前221年以来统治这个帝国的各大家族的长长序列中。
帝国的逻辑是政治性的：主权扩张是为了君主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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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废黜了元朝的一切做法，唯独保留了它的政治格局（political constitution）及其对大一统的主张
使元朝成为帝国和明朝避免成为帝国的动因，与其各自根植于游牧和农业的特定文化、政治传统有一定的关系。此外，还与更大范围内的世界变动有着莫大的联系

P254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决定了中国和欧洲国家将从此走上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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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积累、残酷激烈的竞争、炫耀性消费，以及对规范和传统的不满和反抗，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这些都改变着社会习惯和态度，并把两者卷入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