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
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
当代台湾社会的族群想像
王甫昌
群言出版有限公司 ISBN 957-28990-1-5 2003年
P4
关于“族群”，有一个最引人注意、与其他团体最不一样的地方：族群对于成员凝聚力的要求，以及它对于成员行为的影响非常大
P10
族群是指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族群对于其他团体的认同，最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以强调成员之间的“共同来源”或“共同祖先”（common descent），做为区分“我群”与“他群”的标准
P12
作为一个团体认同，族群另一个重要的特性是，它通常式一种相对性的认同
P13
如果没有直接的利用冲突，再大的文化差异可能也只是造成无关紧要的差异感，不会产生直接的“相对性”
P14
族群的第三个特色是“族群”通常是弱势者的人群分类相像
族群意识中的第一个理念元素是“差异认知”
第二个层次的族群意识元素是“不平等认知”
族群意识的第三个元素是“集体行动必要性认知”
P18
族群一般被认为是在“国家”或“民族”的范围内，具有不同文化的社会团体
P20
族群的分类方式使我们认为，不同的族群只是有不同的文化，族群与族群之间，不见得有什么高下的排列，也没有哪一个族群一定比另外一个族群优秀；彼此之间只是有差异，并希望能够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差异或者特性
P23
近代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集中不同的看待“他人”的方式。第一种是“种族主义”式（racist）的看待方式
第二种是“民族主义”式（nationalist）的分类方式
第三种，“族群”的分类方式
P35
文化差异和人群分类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由需要区分人群之社会脉络来决定的……因此，差异本身并不足以造成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人群分类，竞争或冲突才是主要因素
P36
族群分类因此常常根据运动目标的需要，而发生变化
P37
文化与族群的关系可能是反过来的：是因为今天区分人群的需要，才使我们取追溯历史，才去强调某些历史细节与文化内容；而这些区分人群的做法，才是让这些差异被凸显出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P39
以国家为主要诉求对象，要求保障个人即团体的权利，可以说是当代族群迥异于过去其他人群分类之间竞争与冲突的特色
P41
这种当代的政治结构，使得族群运动工作者在运动过程中，有了一项新的任务：必须同时说服国家、自己族群的成员，以及外族群的成员，自己的族群构成一个特殊的、值得保存的社会群体，因此国家应该设法保障团体的文化权利（语言文化及历史记忆）
P45
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可以让人们觉得自己归属到一个有传统且有未来目标的大社群中
P47
“族群认同”的第二个功能，就是界定出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团体
P50
“族群”并不是因为有一些本质性的特质，所以才“存在”。族群团体其实是被人们的族群相像所界定出来
P61
族群并不是“团体”，它是一套关于“如何分类人群的意识形态”
P89
“族群相像”是当时民主化政治诉求的副产品
P165
民族相像冲突另外一个重要的族群基础，则是担心自己的族群未来成为弱者
P167
由族群相像的特性来看，它同时兼具了“现代”与“传统”的特性。族群相像的“现代”特性，表现在这种人群分类相像所预设的人群之间的关系，是以“现代国家公民权利”为前提，要求平等的对待所有的族群，特别是弱势族群。它的“传统”特性，则是在于这种相像通常会诉诸一套关于“共同祖先”、“共同来源”或“共同文化”的说法，作为界定族群团体界线，区分我群、他群的标准
P168
运动者在提出族群意识的论述时，事实上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制于史实的限制，二是有相当的主动性可以根据某种论述的需要，选择性的强调或忽略某些史实
P170
对于弱势者来说，族群认同式能够让他们在觉得受到不平等待遇时，凝聚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改变共同处境的动员手段
P172
族群运动只是发动与促成族群变迁的机制，由它所构建出来的认同、认知架构、将会回过头来影响当初让运动成为可能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与条件
P173
如果能够明白：族群意识的构建，不是在唤醒一个“沉睡的”、“既存在”的族群认同，而是在创造一个“崭新的”、“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人群分类思考方式，那么，我们或许比较有可能超越关于谁是、谁不是族群的文化或历史内容的辩论，而真正去面对：“为什么这样的思考方式（族群意识）在当下出现？它期望达到的当下目的是什么？
2017年2月26日星期日
Ed Sheeran - Castle on the Hill
听到女儿在听这首歌……非常“country”……我喜欢……
今天凌晨，机场回家的路上，和老顾两个聊起同学聚会已经步入见一面少一面的状态了……人生苦短……人过五十，一定要给自己列个自己一直梦想去尝试的事情……
今天凌晨，机场回家的路上，和老顾两个聊起同学聚会已经步入见一面少一面的状态了……人生苦短……人过五十，一定要给自己列个自己一直梦想去尝试的事情……
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
民族相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
李列
人民出版社 ISBN 7-01-005584-X 2006年6月
P1
民族生存的基本方式，一是凭借一定的自然环境占有一片独特的自然空间；二是创造体现本民族特征的文化空间；三是与其他民族以各种方式并存
P6
1928年杨成志深入彝区调查，是开彝族研究探索和实践先河的重要标志
P9
民族主义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别于“天下王朝”的现代民族国家，从传统的天下世界观转向现代的国家世界观，达到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的认同
P11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核心理论是民主主义
P77
若站在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上，我们想得到些结果时，便应把一切中国书籍（我以为对外国书也要一样）掩盖起来，实地去从事深究和考察的正式功夫（杨成志《中国西南民族史中的罗罗族》，载《地学杂志》第1号，第45页，1934年版
P113
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特点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羁縻政策，经济上的轻徭薄赋和屯田政策，文化上的教化政策……（说明这些）政策的制定、实行式符合边疆的实际情况的，因而对当时边疆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化的手段是施教，施教的目的在于同化
P116
在不平等的社会事实中，容易出现两种民族主义倾向，一种是大民族主义，一种是地方民族主义
P117
民国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始终缺乏理论准备和实际措施，从民族理论上看，主要表现为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拒斥和否定，从民族实际工作来看，缺乏对西南民族研究和管理的有效措施和手段
P123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使彝族士绅失去了通向上层特权的希望。为了寻求新的出路，大批彝族青年纷纷进入城市，接受新式教育
P145
岭光电，彝族教育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社会上受人尊敬；二是……“可说时势不能造英雄，只有英雄去造时势”
P146
施教的过程，就是国家的文化权力向彝族社会逐渐展开和渗透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文化权力的代表与地方精英人物共谋，达成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交流与吸纳，当渗透过程透过地方文化社会文化界限分明的空间关系，形成一定的格局——政治权利和文化认同的格局——民众教育和文化演变的互动关系便逐渐展开
P164
“中国化”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保持学术上的独立单位和保持本土的特色为本土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学术的普遍性，或者说世界性，使本土人类学能与世界同行交流，并为世界做出贡献
P170
中国早期的民族学的教学研究，基本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
P194
在一定意义上，民族志作者是在自己的“此地”和对象的“彼地”之间传递知识的信使，而且很多民族志学者都来自“此地”甚至“外地”，只有极少数出自“彼地”
P201
不管把自己放在何种位置和角度，民族学家在田野过程中要让自己真正融入“他者”的世界而没有“距离”，说到底只是一种内心的学术理想和学者的自我意识
P207
均衡理论认为，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无论如何变动，都始终趋向维持一种均衡状态
P230
杂区经济
P324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P349
（马学良）创立“四行译法”……翻译彝文古籍时，分四行排列，第一行为彝文原文；第二行为国际音标注音；第三行为逐字汉译；第四行为汉文意译（酌情加例子）
P363
土司品衔有四级：土司，土官，土弁、土屯
P396
对精英来说，主要是想摆脱和纠正历史和现实中对彝族各种各样的评说和想像，恢复和重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并通过清算自己历史中被“异邦”在了解和研究中增加的“想像”成分，找到自己的民族在整个民族国家进程中的真实处境
P411
这些民族精英在教育程度、生活习性乃至思维方式、言说方式上，都与来自汉民族的学者官员而不是本民族的底层人民有着更多的共同点
P434
在跨文化实践中，汉文化在各民族地区从来没有逃脱过“少数民族化”的命运，而是在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被进行了“土著版”的大幅度改写，经过众多民族族群的扬弃，又以负载着各民族鲜明特征的文化实际直接被整合进了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与现实需要之中，既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中国本土文化权力运作的一种形式，又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中鲜活的重要因素
P436
文化“自观”位与文化“他观”位的视角
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美）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译）李仁渊 张远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7-5086-6563-4 2016年10月
P2
能统治这个史无前例的光大帝国近300年之久，是由于清朝在其全盛时期发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与沟通体系
P10
族群认同远非由基因所决定，而是模糊且具有弹性、可以经由协商改变
P11
学者不在相信诸如“种族”这类生物性范畴的本质化概念，而视种族分类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以及社会政治协商过程下的产物
P12
这样的族裔分派与其说是依循既定的生物事实，还不如说是图政治之便
乾隆皇帝与其他人的努力与其说在守护一个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还不如是说在创造一个具有起源神话、民族语言与文学、鲜明文化特征的民族文化，而这个计划出乎意外得成功
P13
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满洲人”并不存在
P16
清朝的统治者以不同的面貌、同时以不同的方法来统治其多元的属民。如果清朝的统治者对中国臣民而言是天子，对蒙古人而言便是大汗，对西藏人而言则是转轮王。清朝是多样化、多民族且被认为应该是普世的帝国，与中国历代前朝有所不同
P18
接受天命的标准并非血统，而是个人的德性，此“德性”恰由儒家文化的词语来定义
P21
第三个对手（南明、吴三桂）对清朝的挑战持续最久，也是目前为止最耐人寻味的。此为在福建沿海幅员广阔、高度整合，具备武装，而终至体制化的海上帝国，游郑氏三代贸易着所建立和掌控
P24
清朝继续以更实际的方式与地主精英建立联系……清朝宣布有意尊重现有产权……清朝同时也帮助精英重新取得对劳动力的控制
P29
六部与其说是行政机构，还不如说是近似咨询机构
P32
清代的地方行政是一种精巧的制衡系统，其设计让中央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员
P44
小政府必须格外依靠由地方社会自行产生的领导人，尤其是士绅阶层。
P46
明清若不是一种集权的“东方专制政治”，就是极精简的“税收与治安代理人”，让其属民全然地自谋生计
P61
这些决定的背后是乾隆对其父亲热衷减低帝国内社会分化与文化多元化，并在其专制之下创造出相对高同构型子民之使命感表示憎恶
P62
（大义觉迷录）在此雍正已几乎要主张，种族的区分一般来说完全不是事实
乾隆此举（凌迟曾静）隐然赞同王夫之“种族间有本质上的差异”之说……乾隆将塑造“满州”成为一个国族团体作为一个伟大任务，断然终结雍正文化同质化的计划
P69
在逐渐理解这些语言与文化群体的多样性，并以前所未有的民族志精准度去研究他们的时候，清朝的观察者同时倾向将他们简化成一种同质性的文化建构，以“苗”名之，与己身文明相对，作为野蛮的“他者”
P72
近代早期国家之间逐渐固定化的领土疆界终止了过去模糊不明的边界地带，而持续增强的文化紧张关系最终在19世纪中叶的“云南回变”中达到最高点
P79
四库全书计划的遗绪之一，就是让士人之间的党派分别更加强化
P81
在与西方“近代早期”相平行的时间架构底下，清代社会经历许多规模大小不一的变化，并总体形成结构性的转变
P93
在地理流动性高的清代中国社会中，族群的基础可以仅建立在其来自相同的地方，而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导向社会边缘化
P97
一项改变且挑战清代性别构建的重要刺激是，有史以来清代男性最常处于行旅状态
P104
清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父系亲属在文化上与社会上的强大影响力
P105
地方转向（localist turn）
随着似为其后果的血腥阶级战争，精英从晚明社会中的那种自由主义退却，被引导去寻找可以更有效地强加社会规范于其邻居之上的工具，于是宗族的构建便提供了一个答案
P110
不过到了清朝中叶，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
如果我们可以假定有一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帝国早期的范式，此经济形态可以分为两个根本的转变期。其一是大致从11~13世纪的宋朝商业革命……宋代的商业革命无疑是中国经济的重要转型……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帝国开始了比前次转型幅度更大的第二次商业革命……“流动经济”或“商品经济”
P114
第二次商业革命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都市化
大量的产品经由国内贸易的管道流通，一个更完整的城镇层级在多数区域中兴起，以支应乡村与大都会间的货物交易
P115
这些新的市镇与小型商业都市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是更广大之中产阶级认同与意识的一部分
P116
只要清朝的长途贸易北涵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之内，其分撒的特性可带来正面的效应，但当中国商人进入全球经济，此资产反而成为障碍
P118
大量增长的人口需要政府扶持各行各业之经济，其结果是清朝几乎比起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更积极地热衷贸易
P119
这并不是说国家应该避免干预市场来达到帝国的目标与追求公众利益，而是政府最常用的是借由市场力量而非压制市场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官员经常力图以提供刺激方案来发展帝国新的商业经济产业，并从目标发展的领域中招商
P121
这种“中国的世界秩序（朝贡贸易体系）”模式暗示中国是孤立、排外的、无法接纳基于对等主权与相互尊重之上的民族国家体制，且根本上受制于对文化与仪式的要求，而非响应实际的国家利益……这种停滞与僵固的文化不仅存在清代，更包含整个“传统中国”
P128
以后见之明来看，此时强制限制外国人行动的时机实非意外……正好与士大夫极力反对朝廷将西北整合为新疆的时间相符
P132
“叩头”（kowtow）这个词几乎立刻成为一个英文单词，一个呈现中国人可悲的象征：与西方的理性和讲求实际相对，是固执地依靠古老仪式；与西方平等、人性尊严、人民主权等相比，是对专制权威卑微的遵从
P134
世纪之交的清帝国危机，是三个同时发生的困境所造成的“完美风暴”：西方扩张的外来冲击、由长期社会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长期危机，以及与我们熟悉的朝代循环模式相关的严重政府失能
P151
1815年维也纳会议导致拿破仑帝国的解体，促使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观点日益发展，认为每个个别的群体或“民族”由一个强而有力、集权中央的国家统治，不仅能达到最高的效率，也是民众所达到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指标。该会议确认了这些“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互惠与主权平等的原则之上，无论国家大小、财富与力量。
P154
鸦片战争让汉人在两个世纪以来深藏的反清情绪浮上台面
P155
如果说满人在16-18世纪其间已实际地将他们自己见构成一个“种族”，此时已然相当顺利地招致种族仇恨
功能性反满（instrumental anti-Manchuism）
P157
以“好汉”或“硬汉”的文化理想为中心
P161
秘密会社对意识形态的弹性，意味着它们不仅很容易被清朝政府招安，也受其他的力量如地方有产阶级的收编
P165
白莲教乱不仅代表着清朝军力掌控式微的一个转折点，也使得朝廷无力遣兵到东南沿海打击海盗、抵抗英国侵略的日益威胁以及镇压内部的叛乱
P188
左宗棠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新疆完成的，不只是平息一场叛乱，而是对中亚穆斯林的再次征服
P189
但在19世界初，在汉族活跃分子如魏源的著作中，将“中国”视为拥有新辟、高度扩张疆土的多民族国家，已成为标准的命名方式。这些概念式我们今天所认识之中国的起源
P197
后毛泽东改革开放时代令人注目的成功发展，其根本上来自晚清工业化的经验
P205
清朝于19世纪晚期在朝鲜的外交被视为最后的挣扎，在过时的“中国天下秩序”中，维护一个难以控制的藩属国之宗主权；相对而言，扩张的日本则是采取“现代化”的攻击
P213
将爱国主义转化为真正的民族主义，是西方意义上之“民族”概念的出现，是种与忠于家庭、家庭和地方相竞争的个人认同和忠诚的对象
P220
义和团运动代表着一个清廷拉拢现有的群众运动、组织和首领以为己用的显著例子
P258
清帝国长久的政治特征之一，是拥有较其社会与经济规模来得小的正式国家机器。在这种省钱政府的制度底下，许多表面上似乎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转包给了当地精英或团体
P259
这个帝国与之前各王朝、之后出现在这块领土上的诸多国家，有着性质上的差异。然而，清帝国的历史为我们现在认为的“中国”政体与社会奠定了基本条件，其影响范围既深远且全面
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
哈佛中国史-挣扎的帝国-元与明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
（译）潘玮琳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7-5086-6454-5 2016年10月
P2
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P3
小冰河期（the little ice age）
反常气候的侵袭不断，近海又有外来商人频仍闯入的身影，使得一些人感到无所适从，只能牢牢抱守祖训。另一些人则不愿拘泥，用新的思想重构世界的秩序，并在其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于是乎，元明是一个迷惘不安的时代，也是聚讼纷纭的时代。
P7
朱元璋把忽必烈当作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来崇拜，他渴望像后者那样，让天下以一己之意志为转移……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从蒙古人手中夺来的满目疮痍的国土变成一个道家的乌托邦（Daoist utopian），尽管它很快就走了样，沦为一个法家的古拉格（Legalist gulag）
P21
宋朝在明朝只是一个文化隐喻
P32
朱元璋崛起于淮河流域的凤阳府，那里正是南北的分界线，因此他始终与江南精英圈格格不入
P37
与元代行省制度相比，明代增加省的数量，削弱了政府跨区域协调的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代增设了巡抚和总督
P38
驰禁开海，贩私的转为合法贸易，倭寇变身商贾，而月港则成了海澄县
P39
“黄口”
P60
万历三十二年地震的极震区据福建沿海仅30公里。这次地震彻底破坏了西南海上贸易的两大中心——泉州和漳州
P77
嫡长子继承制是为了维持稳定，这是帝制中最核心的理念，也是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所偏好的条件。塔尼斯特里的目标并非复制已有政体，而是谋求振兴……皇位继承制是为了在每一个世代中复制相同的权力安排，而塔尼斯特里的诉求是权力的重组，但这样做的代价也许是政治上的分崩离析。
P83
结果便产生了一种杂糅了蒙古汗和宋朝皇帝两方面传统的新统治模式……牟复礼也指出，他所谓的蒙古的“野蛮化”（brutalization）将帝制中“大部分对皇帝的限制都摧毁了”，因此，为明代的专制统治开辟了道路
P90
当皇帝拥有绝对权力时，臣道方面的谏君之节尽失，只剩下顺从君命而已
中国政治转向君主独裁，虽肇于蒙元，但却是洪武与永乐二帝真正把儒家核心思想中强调义务和互重的君臣之道剔除出去，使明王朝失去了恢复帝制旧法的思想源泉
P91
哥伦布跨越重洋为的是进行贸易，而非殖民
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外交
P100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专制政权下君臣协议中忠诚条款的含义：要担责任的只有人臣而已……忠诚会使君臣同时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为君者想要摆脱对自己权力的实际束缚，但不知从何着手；为臣者相信制度性原则高于事君义务，但难求忠义两全
P106
明朝从肇建之初就创造了一种与私有经济相配合的统制经济
元明两代——尤其是明代——的大部分经济增长，在组织和资本方面得益于私有经济，但整个经济运行仰赖的基础结构却是由政府创造和资助的
P113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明代政府无力顾及城市管理的问题，只有依靠城市精英。然而，我们也不能就此断言明代城市精英和早期近代欧洲城市精英掌握着同等的控制权
P114
所谓以杜绝地主剥削的乡村自治为核心的里甲制度——至少朱元璋本人深以为然——忽略了有国家资本投入的经济天然地倾向于去创造和集中财富
P115
在工业化以前，中国经济史上最大的转型就是16世纪以里甲制为基础的适应农业社会的税收模式向适应以货币化交换为核心的经济方式的转变
P121
“经世”一词取自”经世济民”。那些致力于这些道德使命——晚近被译为”statecraft”（治国术）——的人认为，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就是动员国家给予他们的一切资源，以保障人民在凶年免于死亡，在丰年安居乐业。正是他们对公共事务投注的热情，使儒家实学派在明代中期成为显流。
P130
（元明）他们也生活在一个自己织就的网络中，那就是亲族网络。你的身份和地位并非取决于你的国家，而是取决于与你有关的人
P131
宗族（lineages）
为了弥补所具社会空间的日益扁平化，家庭通过融入更大的亲族网络、共享更多的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P143
士——这些家庭培养自己的子孙走向仕途，其经济来源主要是田产
科举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获得士的身份的门径，又是对士的身份的最大威胁
P144
科举的效果不仅是选拔官员。年轻的学子因此与来自全国各地、具有相同社会背景和抱负但层次更高的士人结交
P147
归根结底，功名才是精英身份的真正标志，因此每个家族都竭尽所能地培养自家的读书种子
Ｐ１５３
无论在哪个皇帝统治下，私人财产都是不可侵犯的，否则任何体制都无法正常运作
P155
三教合一的思想——即认为中国的三大信仰传统只是同物异名——是塑造元明信仰的两大思想之一。另一大思想是明中期士大夫王阳明开创的儒教思想
P156
当他们发现真理与信仰之间存在矛盾时，他们是完全有能力将两者区分开来的
P162
元明两代多数人的信仰是混杂的。他们所接受的观念是，儒、释、道只是理解同一个现实的三种不同方式
P171
信仰的动摇来自文化内部的压力
P176
“同”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观念。在这样一个文化震荡的时代，它也决定了一些人如何回应与另一种哲学相遇所带来的认同挑战。元代的政权维系依靠的是多民族国家的理念。但是它不仅没能使人们联合为一体，反而造就了一个以“异”为根本原则的民族秩序。明代放弃了多民族的策略，选择联合那些已经被联合起来的人，即“华”或者说“汉人”。元代宣扬国家统一，却奉行民族区隔政策。明代奉行的是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的政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的理念却在大众心目中播撒了仇外的种子——对不同者的恐惧
P192
更令人惊奇的事实是，文盲在晚明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
P193
元明两代的商业出版中心在建宁府，位于福建省的腹地深山，其中又以建阳为最盛
P210
自汉代起，中国历代政权处理对外关系有两种机制，一种是正式的，一种则是半正式的——朝贡和贸易
P211
海禁废弛的一个后果就是泉州的经济不断落入外国商人的掌控。另一个后果是财富向口岸城市集聚，并未带动腹地的繁盛，反而破坏了后者的经济，并最终在指正十七年（1357）引发了福建沿海叛乱
P245
明朝覆亡由许多段历史交织而成：它既是发迹于东北边境的大清帝国的扩张史，又是14世纪以来中国经历的最大规模的内乱史；它既是明朝走向崩溃离析的历史，又是人类气候史上的重要一章
P250
忽必烈没有把中国并入蒙古，而是让蒙古人进入中国，并跻身于自公元前221年以来统治这个帝国的各大家族的长长序列中。
帝国的逻辑是政治性的：主权扩张是为了君主的荣耀
P251
明朝废黜了元朝的一切做法，唯独保留了它的政治格局（political constitution）及其对大一统的主张
使元朝成为帝国和明朝避免成为帝国的动因，与其各自根植于游牧和农业的特定文化、政治传统有一定的关系。此外，还与更大范围内的世界变动有着莫大的联系
P254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决定了中国和欧洲国家将从此走上不同的道路
P255
商业积累、残酷激烈的竞争、炫耀性消费，以及对规范和传统的不满和反抗，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这些都改变着社会习惯和态度，并把两者卷入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
2017年2月19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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