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史的大转向
(日)杉山正明,(译)周俊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ISBN 978-7-5097-4526-7,2013/6
P4
成吉思汗也非常清楚,若不是立即规划一场举国一致的对外征服,这个游牧民族联合体很快就会瓦解……对外战争正是令各路牧民团结一致最快速的方法。
透过这样的对外征伐与扩张彼此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一体感,开始出现一种共同自我认知为“蒙古”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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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罗斯而言,“鞑靼的桎梏”在漫长历史中是追求权力者自我正当化与民族意识昂扬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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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配阶层的蒙古以外,并未特别设下什么身份差别或阶级制度。
蒙古几乎未对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的相异有过什么拘泥。换句话说,他们并未对什么特定价值观或体系有特别的深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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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的统治之下,只要与蒙古政权有裙带关系或是实力,谁都能被晋用。这是一种能力主义、务实主义的人才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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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露出不满者,都是那些凭着在采取科举形式的王朝及社会文化精英阶层的奉仕而出人头地等来自我实现的士大夫与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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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带有色眼光来看蒙古时代的中国,应该都会发现其经济、文化、社会整体的活化是很明显的。围绕着中国的国境之壁完全消失,长期以来使中国本土南北之间产生隔阂的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紧张也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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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直到前半期为止,竟然存在着认可元代社会的论调。
明代过了中期以后样貌有所改变,对前王朝的责难开始高涨。其背景是对于缺乏根据与内涵的空疏哲学论风潮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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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蒙古的恶劣评价是在清代确立的
顾炎武
钱大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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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后在东方建设新型“大可汗汗国”的忽必烈而言,成了令其构思另外一个“世界政策”不可忽视的条件。那就是不只是陆地,也要使用海的路径,不凭武力而是借由通商来联结这个应该被称作“欧亚交易圈”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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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即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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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吉思汗草创期开始,蒙古就是一个联合体。权力的多重结构,是贯穿蒙古帝国的极大特征。
忽必烈政权一方面保持大可汗的宗主权,现实上沦为“东方帝国”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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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260年左右为界,蒙古帝国开始变身成为一个在其内部背负种种对立的同时,大可汗的中央政权外有多个政治权力核心的一种松散、多元复合的联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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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已成为以“大可汗的汗国”忽必烈帝国为中心,再由其他汗国围绕的双重结构。
忽必烈想要创造的是一个适合作为新时代世界联邦中心的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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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财富。蒙古的大可汗正是要给蒙古共同体的人们带来安宁与繁荣,才能被认定是唯一绝对的权力者。只要创造一个持续给他们带来旁人所不能得到的财富即可。(成吉思汗用战争团结,忽必烈用钱团结)
蒙古对于属领的态度,一直到蒙哥时代为止,说到底皆是非统治而是掠夺(转变点)
P136
忽必烈新国家的基本构想,融合了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以及穆斯林商业力这三个连贯欧亚的历史传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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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与其侧近策士,构想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甚至是海洋世界等三个相异世界的相连,并且他还企图以欧亚整体的规模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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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迷你首都圈与忽必烈自身的大型首都圈相连串的带状区块整体,扮演了联系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巨大的支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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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国国度之中,正确地依据此一古代准则者(《周礼·考工记》),其实只有大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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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本身不是目的,组织化才是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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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成了人类史上首次出现的陆与海的巨大帝国。然后,与此同时,循环欧亚的交通网如今已经清楚地出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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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蒙古时代首次具有意义。那是因为能够使之具有意义的政权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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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忽必烈的国家内部,尤其应该瞩目的特点,是它这样一个原以游牧军事力作为基盘的军事政权,最终却不依靠军事力的支配,而是将国家经营的主轴放在经济的掌握上。与此相关者,就是发挥了中华帝国特长的行政机构,它是联系这个军事与经济的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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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块土地收成而得的税收,就在那块土地上用于那块土地。
中央拥有与地方不同的财源。那就是通商与专卖,是超越地方的财源。
商品的话,只要在最终的卖出地缴纳销售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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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国是以据点支配和控制物流、通商为最大的特征。借此可以超越帝国分有支配的原理与实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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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虽然仍旧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此刻却是透过以中国为中心的巨大经济力,领航着世界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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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国家与政权,以加深通商国家、经济立国性格的蒙古为主,各地权力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地彼此吸引,冲淡了过去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显现出往经济、通商的倾斜与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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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近代精神”,无论好坏皆以自宗教脱离为必要条件。蒙古时代后半期的世界,是在“近代”以前非常罕见地,国家及政权都共通为即物主义、合理主义、重视现实的风潮所笼罩的世界。……混血政权蒙古为中心的政治与经济带来的异文化共存、多元化社会的状态变得理所当然且恒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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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摩根氏,“蒙古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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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中央机构削弱,蒙古帝国也无法避免如游牧联合体过去的模式一般由整合走向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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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体系的瓦解),就是太过于早熟了。其构想目标非常卓越
虽然他们的构想与对实现的努力值得称赞,但支撑的技术力量和水准都还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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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与其策士创造出来的国家与经济体系,巧妙地太过于完美了。以大都与大可汗为物与人的结点,所有一切都与之相连的结构,一旦在哪里发生了无法作用的事态,就不得不瞬间崩坏。一旦演变至此,蒙古这个联合体和其经济循环体系,都有如组合前的积木一般,回到各自孤立的状态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可以使用的贫乏技术力,也将智慧与创意发挥到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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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抗拒、否定蒙古遗产最激烈的明朝,虽然在表面上鼓吹汉族主义、中华主义,但其实在诸多层面都继承了大元汗国的许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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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帝逝世后明朝的方针转换,不正是决定了中国的历史,然后是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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