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
王明珂
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86-01-7005-4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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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所见的游牧社会首先便让我们摆脱这些浪漫想像，强调这是人们利用边缘、不稳定的自然资源的一种经济、社会生态体系——生活中处处充满危机与不确定，毫无浪漫可言……正因为游牧利用的是边缘、不稳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需要人们高度技术性的对自然（地理环境与生物）的理解与掌握，并配合经济、社会各方面之种种精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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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游牧社会的不了解或误解，主要是由于身处于世界主要文明圈的人大多是定居农业文明及相关文化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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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的形成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人群之游牧化二者相生想成……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落之互动会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蒙古草原的匈奴、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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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欧美人类学界的游牧社会研究，另一则是前苏联民族学者的游牧社会研究……他们共同之处则是，强调游牧是一种环境资源、动物与人之相互依存关系、人群社会组织与结构、牧民与外在世界之互动，四方面紧密结合的人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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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狭义的“游牧”经济活动的确无法自给自足，因而游牧人群需以其他生业（如农业、采集、狩猎、贸易或掠夺等等）来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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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个人追求更好或更安全的立身之道，人们有能力以其抉择与行动来塑造及改变种种社会结构与现实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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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是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使得人们不但要依靠草食动物来获得食物，也要靠他们的移动力来逃避环境中不时发生的风险，以及即以追寻不确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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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牧社会人群来说，“游动、迁徙”不只是让牲畜在各种季节皆能得到适宜的环境资源，更是人们逃避各种自然与人为“风险”（包括权力掌控与阶级剥削），以及利用更广大外在资源（如贸易与掠夺）的手段。因此“游动”深深影响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以及社会道德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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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权……此种“移动”表现在大小、聚散无常的部落形态上表现在相当有限或多变的领袖权威上，也表现在人群之共祖血缘记忆的易变化上……“移动”使得他们有能力突破各种空间的、社会的与意识形态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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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环境变数大，许多工作都是十分迫切，或来的十分突然……人们难以受限于制度，无法受传统或文化模式规范，而其社会结构的最主要特色是需具有变化弹性。
游牧生产并不固着于土地，牧人只是暂时利用一片土地，因此对他们来说关键在于是否能在特定时间使用土地，而非永久占有、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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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的，在所有游牧社会中女人都需直接从事生产工作。……同一文化圈中牧区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农区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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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要因素造成游牧世界的“平等自主性（egalitarian）”。其一，畜产财富不易存储、积累，其再多的畜产也可能在自然灾变中归零。其二，即使有些富有牧主能将畜产转变为城镇中的财富（如房屋、农田），但经常这也让他们定居下来……最富有的与最穷的牧人离开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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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与人类生态观点，“游牧”为人类利用边缘性资源环境的一种适应手段；在这样的边缘环境中，人们尽可能以各种手段得到资源，甚至对外掠夺与贸易突破本地资源边界也是他们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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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田野民族志及文献资料中，游牧人群的贸易与掠夺行为都非常复杂，而不只是一种“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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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游牧部落间的相互掠夺与战和关系，不断强化部落组织，以及部落间的血缘谱系与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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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牧社会之日常生活中，最小，最基本呢的人群应是家庭与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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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团最基本的特质便是其孤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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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现实需求与抉择是牧团构成、凝聚以及牧团变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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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级的“部落”其功能主要都在于保障游牧人群的生计，及应付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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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级部落领袖是否存在与其权威大小，一方面因本地游牧经济形态而定，另一方面也视牧民在此经济形态下与外在世界（部落、部落联盟、国际及其下属之地方权威等等）之互动关系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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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与西周王朝（以及其所属邦国）与北方山岳、草原地带诸部族间的经济往来仍很密切。要到西周中期以后，北边混合经济人群往南争夺农牧资源之势愈来愈强，华夏认同与华夏边缘才出现并逐渐强化。西周亡于戎祸（申侯与犬戎之乱），不只是一个偶发政治事件，它是早期游牧或混合经济人群往南争夺资源的一个历史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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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拒于华夏资源边界外的北方各部族，他们一方面被迫走向宜其环境的专化游牧业，一方面尝试建构新的社会组织来适应此游牧生活，并以之抵抗华夏帝国的扩土，或以此突破帝国的资源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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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多变的生活环境，他们可能透过改变祖先谱系记忆来接纳新族群成员，或脱离原来的群体
我们很难由“结构”观点来描述或理解匈奴的政治组织、各种制度及其“国家”
将“匈奴”视为西元前3世纪末到西元3世纪，发生在北亚游牧部族间的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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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游牧社会人群来说，“拥有”土地并非十分重要，但谁能适时的“使用”土地上的资源却是攸关生死
匈奴国家的主要功能之一，应是分配各个部落的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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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自主
对外关系最能影响一个游牧社会的平等自主程度……愈是不依赖外界，愈能够“平等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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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游牧的“移动”与“分散”不只是为了能更广泛、自由的利用自然资源，也是为了避免或减少难以预料的自然灾难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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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等自主”原则下，社会中之个人及各小社会群体皆为自身“私利”而自主行动，因此在战场上不注重“利他”的牺牲与“为公”的英勇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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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性掠夺
战略性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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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帝国的确有能力保持这样的军队与战力，但他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游牧人力经常短缺，以及，因国家之集中化而违反游牧的季节韵律及避灾功能，如此常造成畜产、人民的惨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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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人群与定居人群间不容易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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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经济之生计活动，原来便是人类因应资源匮乏且不稳定环境的手段。游牧社会的“分枝性结构”，也是在此环境与人类经济生态下一种有避灾功能的设计。此设计之优势并非其“结构”，而是人在其间的“抉择”及作抉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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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之“国家”为后来活动于蒙古草原的诸游牧部族立下一个范例。以“国家”之组织与力量，对内划分各部落草场以避免内部资源争夺，对外与周边森林游牧、混合经济及农业聚落人群互动，从而掠夺、贸易、纳贡、抽税及胁迫赐予中获得外在资源。
至少有两个关键因素影响草原帝国的发展。其一，无论如何此国家仍奠基于游牧社会中；国家造成的政治权力“集中化”与社会贫富贵贱“阶序化”，不断受到游牧社会中的“分枝、分散性”与“平等自主性”之挑战。其二，建立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帝国，主要对应于南方中原帝国的资源封锁（长城为其具体表征）而生，它的存在主要功能之一也在于突破此资源封锁线。因此，当此资源封锁线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时，反而，靠近长城的草原部族愈来愈依赖长城内的资源，而在经济生态与政治利害上难以与草原的北部或西部的诸部落同心同德。这两个因素，造成匈奴帝国内部的分裂，后来也造成南匈奴附于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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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的资源竞争对手，或向外获取辅助性资源的对象，都是其他羌部落。如此“部落”成为保护本身利益及向外取得辅助性资源最重要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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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尽的部落战争使得各部落互相猜疑、仇恨，在这样的人类生态下，任何超部落的政治结合都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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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远道而至汉帝国边郡，其意并非完全在于掠夺，而更像是不错过任何能获得物资的机会。他们对于贸易、交换特别感兴趣，甚至在掠夺的时候也常以商品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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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秦汉“华夏帝国”转变为隋唐“中原王朝”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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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的内涵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也有很大的变化……一个更具有意义但被忽略的变化是在华夏或汉族的祖源级以上，他们由“黄帝之裔”成为“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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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原帝国而言西北的河湟、河西都是可扩展的边疆，而非应排除于资源边界外的异域。
河湟与帝国西北边郡的历史命运密切相关：其过程大约是，河湟羌人入侵或被移从于帝国西北边郡à他们聚族而居并逐渐汉化à其豪强招纳流亡、扩张势力并建立割据一方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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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游牧人群的政治组合与经济领域规模，经常非由游牧生产活动来决定，而相当程度的取决于其辅助性经济
对牧民而言，“国家”让他们由贸易、掠夺等辅助性生计中得到些生存资源，然而他们的游牧本业却因“国家”而受到极大的损害。它破坏了游牧经济中分散、分群、平等自主的原则，以及人力运用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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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边界的维持，也是维持一种秩序。边界维持赖于人类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制度、意识形态及其他于个人的权威，这是将个人约束在“边界”内最现实的情境与力量。边界维持又赖于支持此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忆；相信“历史”，生活在“历史”中，也让我们接受“历史”所造成的社会人群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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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模糊，反使得人群认同与区分在此变得十分重要，因而与认同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受人们争议、夸耀、攀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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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坚守乡土、民族与文化等“边界”，让他们有能力跨越长城、渗透草原、打破胡汉之间以及草鱼之胡与东胡之间的边界，并在魏晋至隋唐时为华北社会注入新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