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404-7559-8 2016年7月
P002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国立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租赁的板栗坳（栗峰山庄）
P003
梅贻琦在日记中说：“中研院史语所在此租用张家房舍三大所，余等寄住于中院宿舍，郑、罗在花厅，余在李方桂家。所中现由董彦堂君代理，招待极周到。晚住处完妥后在‘忠义堂’大厅上饮茶闲谈，晤所中同人十余位。十点归房就寝”
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史语所民族学研究组）、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国立同济大学、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国立宜宾师范专科学校
P004
“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位于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
P007
（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建成于晚唐公元857年，不但比此前发现的最古老木结构建筑——独乐寺早127年，而且是当时中国大地上所见年代最为久远，且是唯一一座唐代木构建筑
P018
“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李济
李济、袁复礼主持，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考古发掘
P021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7岁。六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题
P023
同济大学出身，朱家骅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一致通过，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任命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广州东山柏园
P024
陈寅恰—历史组组长
赵元任—语言组组长
李济—考古组组长
P025
1928年10月7日，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的殷墟首次发掘正式开始
P027
著名的城子崖遗址于1928年被吴金鼎发现
P028
由于城子崖地处龙山镇，遂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
P029
梁思永……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冈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以超凡卓越的才识，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
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考古新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竖起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坐标
P046
中研院在南京的七个研究所奉令撤退，史语所是行动最快、执行命令最坚决的大所之一
P051
时人与后人谈到傅斯年，多着笔于他的才气、豪气与霸气之“三气”，很少注意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能屈能伸、屈伸自如的机智与超强本领
P057
此前南开大学图书馆在津门几乎被日机炸为灰烬，北大图书也没有抢出，如今，抢运出来的清华图书（重庆经济部某所，1938年6月26日被炸毁），又被炸成灰烬，整个西南联大几乎无图书可资参考
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这两个本不搭界的学术团体，就形成了老大与老二、国有与民营、依附与被依附的“捆绑式”格局。
P061
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等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傅斯年所言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县李庄镇
P063
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Dr. Paulun）……同济德文医学堂……1917年，同济医学堂被中国政府接收……1927年易名为国立同济大学
P064
李庄有名的士绅罗伯希和王云伯
P065
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
P066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同济派出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史语所民族学组的芮逸夫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
P067
芮逸夫，江苏溧阳人，《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P076
李庄镇上游约5公里的长江边上，因有一座状如犀牛的小山，山上有一株数百年的板栗树，故名板栗坳……由七座院落组成又相互联系贯通的栗峰山庄
P087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指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研院流亡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筹备处（史语所民族学组）、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三个所，即中研院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于1940年秋冬时节，将要分期、分批动身迁往李庄
P089
搬迁事宜主要由语言组的研究员李方桂主持，三组石璋如作为总提调予以协助
P098
（史语所）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所称“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无处大院为主
P099
到了1941年5月中旬，社会所总算在距李庄镇5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
P119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于1918年初创，1921年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沈兼士、刘半农先后为主任。1934年始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是以培养文、史、哲等学科研究生为主的学术机构。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停办，1939年经傅斯年等人建议，于昆明恢复……所长一职由傅斯年代理，原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担任副所长
P120
当初傅斯在昆明竭力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毕业生招到史语所留用，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成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一个预备培训班……为了显示这股力量的存在，傅斯年还专门让研究生们在居住的门口挂起了一块“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彰显于世。若干年之后，当地政府在统计李庄外来学术机构时，这个研究所也理所当然地被列入其中了。
P121
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P123
马学良的勤奋和几位导师的心血很快得到了回报。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马氏的《撒尼倮倮语语法》著作赶在抗战结束前、全部人员撤出李庄之前得以完成，并于1950年以《撒尼彝语》的书名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此时，历史上一直沿称的“倮倮”已改为彝族，这部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学的力著。通过对撒尼彝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系的重大语言和语音特征，成为了了解、学习彝语，以及探索彝族文化奥秘的坚实基础和有效工具。
P175
傅斯年，于1941年12月3日携家人乘“长丰”轮赶赴李庄
P181
来到李庄并住进罗家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
P194
其重要者乃是以杭立武为主导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欲拨一笔款子给战时流亡学者以“科学研究补助”，傅斯年闻讯即坚持推荐病中的林徽因为候选人，以使林氏将完成将过半的旧稿《中国之建筑》继续下去。为此，傅斯年专门找梁思成夫妇商量，在得到林徽因“必需让我负担工作，不能由思成代劳顶替”等附条件的同意后，才决定正式向董事会报名候选
P204
吴金鼎等考察人员从技术源流等各方面分析，所得结论与当年法国人色迦兰完全相反——四川汉代崖墓确系本土文化的产物，与所谓的古波斯崖墓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这一结论，再次对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给予了颠覆性的回击
P210
唐哲、杜公振两位教授和邓瑞麟助教的研究成果《痹病之研究》，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
P213
一年之后（1944），童第周终于在校长丁文渊、教务长薛祉镐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生物系主任的合力打压下，告别了同济大学和那个发生梦想与光荣的简陋实验室，携妻带子离开了李庄
P241
学术阵营日渐衰退，傅斯年决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入所，除壮大实力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的，就是“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以待抗战胜利后再次振兴
P242
《殷墟文字乙编》共分上、中、下三辑，在李庄期间完成了上、中两辑，分别与1948年和1949年出版；下辑在回南京后编成，1953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乙编》的问世，是董作宾、屈万里等人在甲骨学上所作出的又一项伟大贡献，正如甲骨学家孟世凯所言“这种考古学方法著录甲骨的新体例，是甲骨学史上的创举。它不仅体现了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果，也为以后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提供了范例”
P243
1945年4月，董作宾在李庄完成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殷历谱》，并于同年在李庄镇石印出版。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这部“合情、合理又合天”的煌煌巨著只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编号，成为以一种特殊时代的珍贵见证。
《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后，陈寅恰再次致信董作宾，赞曰“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
P250
李霖灿，开始用现代人类学的方法，调查研究纳西族的语言文字及更宽泛的东巴文化
P254
几年下来，在丽江、中甸、维西、鹤庆一带的金沙江边的乡村收集了近5000首民歌。李霖灿与和才对其精华进行了筛选、整理，最后辑成一本《金沙江情歌》，于1944年在四川南溪李庄镇编定初稿，1947年在上海出版，又于1971年在台湾东方文化书局再版
P255
李济评价李霖灿“中国边疆宏阔，正需要李霖灿这种‘野人’四处‘撒野’；观念的新、方法的新、材料的新，都是一种进步增添，因而‘我们都当协助鼓励’”
P257
1944年6月，李霖灿编著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作为中央博物院第二种专刊于李庄石印出版，这是继曾昭燏执笔的《云南苍洱考古报告》之后又一部不朽的巨著……这部著作以其严谨缜密的结构和丰富宏大的内容，成为中国学者编篡纳西东巴文字字典的奠基之作，受到业内广泛赞誉
李霖灿又埋头编篡《麽些标音文字字典》一书，1945年完成并由中博筹备处列为专刊乙种之三，于李庄石印出版
P267
同济同学当时签名者达六百余人之多，约占全校三分之一人数，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