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

Eighty Years of Historiograph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from “Nanyang Studies” to “Chinese Studies” (1930-2009)
廖文辉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ISBN 978-7-5426-4745-0  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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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再籍中的东南亚记述，重在“述”而不在解，其主要的目的在“补国史的不足”，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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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中国学界的中外交通研究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冯承钧、张星烺和向达等人为代表，较为侧重西域的研究……南派则以李长傅、刘士木和苏乾英等人为首，以上海真如暨南大学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为基地，专注于南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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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的英文源流的东南亚研究是英人入主马来半岛以后逐步由观察家、殖民官员和学术人员构筑成型，而华文源流的东南亚研究则由一辈南来的报人和学人共同努力下逐渐形成。
南洋研究传统雏形主要成型与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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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东南亚史（当时称为南洋史）的研究、著述、出版和活动是以个别和零星的方式在进行着。最后，这些互不相统属、各自为政的学者和活动，终于在1940年代汇集成为一股力量，而又南洋学会的成立和《南洋学报》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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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研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版位，它不只为马新的南洋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发表的园地，同时也打响了新马史学研究的第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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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期（1956-1969）的十余年有几个发展值得留意，即南大历史系的成立及其师生对马新史研究的贡献和影响、南洋研究朝本土化和专业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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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对马新华人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南洋大学正式开课了……南大历史系也是本区域迄今为止唯一以华文作为撰写毕业论文的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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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亚洲研究所）成立的宗旨和目的，诚如《南洋商报》社论所言“亚洲研究所的设立，就是希望当地青年彻底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己所负的使命。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对于亚洲的语文、历史、地理有相当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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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的寿终就寝也意味着南大历史系的结束，这对新马华文源流的马新史学研究而言，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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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本土化过程中，其中一个最值得称述的成绩是具有本土特色的书写方式逐渐形成，那就是史话式的书写，这是在马新特有土壤孕育演变而成的著述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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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洋”作为称呼东南亚及其海域名称的似早见于明嘉靖，这个名称到清代时就益加普遍，并成为东南亚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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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一词在历史上是指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侨”之一字遭遇魏晋南北朝时已被广为引用，当时主要是指衣冠南渡的北人或仕宦大族，因为北方胡人的入侵，依随北方的朝廷南下，意味暂时居留之所在，故曰侨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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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在国籍问题上往往采行出生地主义（jus solis）的原则，而1909年大清国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和1929年中国国民政府公布的《国籍法》，采行的是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原则，都认为出生在海外的华侨仍然是中国臣民或者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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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华文源流的史学研究经历了历史意识双重转移的历程。第一重的转移其重点是在摆脱外来影响，特别是摆脱东南亚/马来亚史之中国性，使之在地化……再者，去殖民化同时将历史发言权拿回亦是摆脱外来影响的其中一个重点……第二重的转移重点是表现在“争取民族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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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一方面见证了“南洋研究”传统的日落西山，也同时看到“华人研究“风气的旭日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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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就造成了马新中文源流学术界的一个特殊现象，即大家都蜂拥进行华人研究，无视“国史“，难免产生”只知族群，不知有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