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传统 The Liberal Traditional In China

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译）李弘祺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57-08-4823-6 2016年10月

P006
理学家因为在世界的本质（太极）与人的本质（人极）之间找到联系点，所以“为己之学”在原则上都是使自己的本性充分发展的知识，但也有参赞天地化育的功能
从理学家的观点看：“自由”的本质不是透过理性的方法完成的，二是由人性的深化，成己之物，层层朗现，才可达成的。

P007
但理学家的“为己之学”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它的“为己”要去除掉私欲的我性，也就是要做到孔子所说“毋我”，让自己的本性和个体之外的他者有种合情合理的连结，这样的“己”才会更完整，它既更满足社会的期盼，也更满足自己的要求

P008
朱子提出“道统”概念有双重目的的，它既要建立一种可以抗衡佛教势力的儒家版的道之统绪，使儒者在历史的流变中可以找到明确的安身立命的位置。另一方面，它也要建立一种可以抗衡秦汉大一统后的政治力量的阿基米德点……从朱子之后，儒者自身有一种明确的身份归属，其地位超越于政权之上。

P017
中国千万不应该想要用那种从根拔起并摧毁过去遗产的文化革命的方式来得到解放；它只能透过中国文化本身，不管他的好坏都面对它，认为中国人的未来实根植于中国文化这种方式才能获得。

P027
宋代思潮重新重视道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又具有新的批判性格。

P031
因为他们（王安石和程颐）都认为“道”并非僵死于过去，反而对人类新的境遇兼具生命力与适应性

P042
新儒家思想是“孔学对人的信念的恢复”，新儒家思想承认人必须“正面承担人性一切的负面因素，并找寻实践正面理想的途径”

P044
于是个人对于传承的文献与经典传统获致更大自由的基础就奠基起来了。
所以说“道统”这个概念，体现了一个理想：某种天赋异禀的个人可以作为社会改革与人之更新的泉源。

P046
强调为学为己，而不在希求别人的称赞
新儒家的个人主义色彩

P059
新儒家常把人心说是一种在本源和精华上都带有社会性或道德性的意识活动

P060
因此可以说朱熹和许衡对教育过程的见解是建构于一种避免把人和社会分化的人格观念之上

P062
这篇文字（《大学章句》）文字因此是以自尊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推重而自然地维持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来劝喻人们；它不以政府管制的制度来作为推动公众事物的方法
这种方法在朱熹推动的乡约中也可看出来。乡约制度是朱熹从程颐弟子吕大钧那里学来的，用来作为地方团体自治的基本“宪章”。从“约”字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自发合作的理想。它指的是一种契约，由团体中的会员签定以相互保护。这种契约带有强调个人人格的特征，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强烈地强调对于人的需求及欲望的相互尊重，远过于重视产权或物质交换中斤斤计较的厉害关系
这种乡约是与乡党日常生活有关的平民教育的一种模式；是在个人关系网或亲人关系之外的社团中推动基本新儒学信念的实际办法……希望在这种基础之上可以防止中央政府干预地方事务，让地方单位享有自主的地位，分享政府的权威，并依赖民众教育及礼仪的实践来代替实行刑罚的法律。这个计划是建立在一种强调公私一体的政治运作的信念来达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在自己更新及社区合作的基础之上。

P064
乡约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种种变化，很难同时维持个人的主动性及团体的相互负责任；但是后代的改革家，像明朝的王阳明，都认为乡约是促成地方自治的关键

P073
讲学或对话是传统中国哲学思考的方式

P075
文中（《白鹿洞书院揭示》）他（朱熹）介绍了两种主要的“自由的”论点：一个是根植于一个受教育的人所该负的政治和社会的责任……另一个论点是：一个受教育的任不能太专注于在自己的学问的追求，而应该采取更为广泛、多元的态度，来了解圣人之道所形成的各种知识和训诲

P077
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之用矣

P078
但就朱子之理想而言之，则不管这教育是给识字的或不识字的，朱子都主张应该推动根据于自发性及承担相互责任的原则的自由教育

P094
宋儒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必须出而从政，而且必须具备一些能造福人群的特殊技能

P098
特别是在北宋时代，对于人类可以创造性地使用他们的理性来完成好的行为的能力充满了乐观的气氛

P101
朱子希望建立君臣之间在道德上的平等地位，以及同僚间的相互声援

P112
这种对于其所继承的传统加以怀疑的态度正是整个宋代学问的重大特征

P116
怀疑并采取质问的态度只是学术探究的一个起点，而不是目的

P117
这种对于个人的重视以及人的创造性天赋的推尊在文化领域中最为突出

P150
黄宗羲的观点是认为教育除了要发展个人内在的能力之外，还必须是让更多、更有见解的大众参与政治的管道

P153
黄宗羲认为以实学或经学为宗，而罔顾对人的清楚观念或不知人性的真向度——即朱子及王阳明所共同接受人心的“大体”——那么这种实际性就只会沦为功利思想，而经学也会沦为不切真谛

P180
在中国人近代的经验中很不幸地失去了这种直觉的本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暂时失去了他们的自尊，放弃将新的经验与固有的传统消化溶解。将所有的价值都看成是从西方来的，或将所有的价值都以将来为目标，而不扎根于他们的过去，这种态度使近来的中国人无法从他们的本性中找到“道”的真理，这种脱离自己根源的结果与它强烈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尤为明显

P181
钱穆教授指出西方的方法是将事物归类、分析和分离，西方的趋势向是将事物孤立起来加以个别处理。相反的，中国的方法是以整体的观点来看，以谋取调和、调节、统一和协调。中国人一向重视团体行为、家庭的团结、过去传统的延续更甚于个人的“英雄”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