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ROAD: 十月 2016

包伟民
中华书局 ISBN 978-7-101-10173-7 2014年7月

P1
城市的跨越性发展是唐宋之间社会转轨过程中最显眼的现象之一

P3
加藤氏发表于1931年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指出了作为宋代都市发展中“重要现象”的传统坊制与市制崩溃的现象，可谓确立了此后唐宋城市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命题

P38
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更具体、更细致地重构史实，永远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

P42
作为一种聚居方式，城市是作为相对于分散的、以农业经济为主要支柱的乡村的对立面出现的

P45
最早出现的“城”不一定与“市”有联系
市井
强调经济尤其是商业交换水准达到使“城”与乡村形成显著差别之时，城市才会产生
张光直认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的工具”

P47
在概念上确定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聚落可以真正被称为城市，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分析这种与乡村相对立的聚落形态形成与发展的具体过程，用以帮助我们理解整个中国城市发展的线索

P49
邑，有些邑就是有围墙的城，但并不是所有的邑都是城
都邑
如果说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存在着一个从城堡到都邑的进化过程，那么起码在那个历史时期，这个进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古代国家政治军事的需要

P50
早期的政治性或军事性聚落大多兼具两方面的特性：其一，多数城堡位于交通要津，或河谷平原等适宜居住之所，擅地理优势，自然成为经济要素流通的交汇之处；其二，尤其是封邑所居的都邑，其作为某一地区的政治中心，有能力调集其辖区的人力与经济各方面资源，封君本省也需要有相当的工商人口为其服务，因此都邑之逐渐“经济化”是自然的趋势
……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过程的基本特性：
1）根据城堡——都邑——城市这样的发展脉络，可见从本质讲中国古代城市是从政治军事型聚落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直至已产生“真正”意义上城市的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城市的城区结构无不呈现以政治、军事、或礼仪功能为主的特征
2）从数量和布局上看，西周初年的大分封与春秋战国之际郡县制的确立，是古代城市成长两大决定性的推动因素
3）正由于这种作为控制地方政治据点的城市之占据要津，并具有聚集经济要素的权力，城市之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大多合二为一

P52
一般而言，经济功能显著的城市在政治功能上也常常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为国都或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城市。鉴于此，对当时城市经济功能的分类，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由起源发展史所赋予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特征，谓之兼具政治、军事性城堡与商业市场的双重性，最为贴切。这一特征将长期制约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格局

P60
宋代以后，国家基本已不再因人口增长而分析行政区划。表现之一，设县总数趋于稳定；之二，县均户数大幅上升

P61
从某种角度而言，北宋末年可谓县邑作为中国古代基层政治城市地位的一个转折点……镇市管理设置的问题
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截至两宋，城市虽可能有种种“非行政化”的趋向的发展，县邑所扮演的作为基层行政城市的角色是明确无疑的，行政建制是推动城市设置的主要动力。全国数千个州县城市设置、其相对于地域与人口的种种不平衡的布局，与经济发展的脱节，无不体现着传统政治城市设置的基本规则，以及当时全国州县城市作为行政据点的主要角色

P62
县邑为宋代最低一级的行政城市，上隶于州军，下辖乡村

P69
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凡所讨论的北宋23路路治，几乎无一例外地均为本区域的中心城市，表明当时行政城市等级架构之与各地城市的经济地位是基本吻合的。这一方面反映了重要行政城市选址对区位地理、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重视，另一方面，更说明了行政地位之对中古时期城市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P71
京城、区域中心城市、路治城市、一般州军城市、县邑

P76
两宋时期县邑多无城郭

P78
州县城墙所表示的城区范围，当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宋代行政城市实际发育的都市区面积

P81
真正都市化的地块常与上述防御区不相吻合，其结果之一就是如前所述的，由于都市区发展造成它向城墙之外“溢出”，另一侧是在城墙所包裹的范围之内，常存在较多尚未都市化的地块

P85
尽管城区“溢出”与“城郭分隔城乡作用的消失”，是两宋时期城市发展最为重要的表现之一，实际情形也许还要更复杂一点，城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着标志城市的城堡特性的作用，从而也使他们的行政意味表露无遗

P87
两宋时期，随着街市制的确立，作为州县城市行政特性标志的，城墙之外，主要是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官署区，在州军一级的城市中，围绕官署区一般还筑有子城

P89
子城之所以受重视，优先修筑，虽有工程相对较小，容易措置的原因，另一重要原因更在于子城之内为府衙官署集中区，理应重点守御

P93
子城……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以此突出政府机构的中心地位，以作为国家机器权威的象征
国家机器权威的重要象征物，子城正门“谯门”，州军官署正门“仪门”（又称衙门）

P97
杭侃研究宋元时期北方地区24座城址，提出它们可以分为十字街和丁字街两大类的意见，并认为十字街城区反映了隋唐时期里坊制城市对后世的影响，丁字街城区布局则始于南宋，主要出于防御的考虑

P106
邺都的城市布局设计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明显进步，它结束了三代秦汉以来以宫庙和宫殿为主体的城市布局，开创了有城市中轴线的封闭式的里坊制城市

P107
关于中古城市里坊制度，其基本特征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1）作为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的里，从魏晋朝代其逐渐改称为坊
2）里、坊，其管理都以监管居民、防戢盗贼为主旨
3）里、坊的面积颇具规模
4）秦汉时期，里作为城郭基础行政管理单位，它既负责地域性的治安管理，又负责相应地域的人口与赋税……唐分开，里属赋役管理单位；坊属治安单位
5）秦汉隋唐都城的城市管理制度能否在各地州县中小城市完全推行，值得推敲

P109
在行政管理领域，坊则一直是宋代城市最基层的地域单元

P114
唐代城郭基层行政管理的里正、坊正双轨制，到宋代显然已经演变为坊正（甲头）的单轨制

P115
坊额，牌坊

P122
两宋都城是以坊统巷

P129
无论是南宋的常熟还是湖州，城郭居民区之改坊称界，与北宋青州城郭居民区之改界称坊，性质相同

P133
在坊区与城市主管部门之间设置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管理层级，是中古时期城市发展过程中顺理成章的结果——宋代城市中普遍设置的厢区制度

P137
本来作为军队番号之名的左右厢，就逐渐被直接用来称呼其巡查的地域了，城市的厢区制度因此源起（曾我部静雄）

P141
厢坊制推广的细节无法确证，不过估计到北宋前期应已是天下通制

P175
归纳起来，唐朝政府管理城市市场制度的基本内容，可有坊市分离、市场官设、专司主管、市籍准入、经验监管、市券契约、赋役征发、治安管理等方面

P176
刘淑芬指出，在一个新规划的城市中大规模地兴筑齐整的城坊，可能来自于游牧民族的构思

P178
市场区与一般居民区相隔离的城郭形态，并非特定时期国家政权的着意创设，而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从秦汉到隋唐，坊市分离的城市结构也并非全无变化：其一，居民与部分市场、手工业作坊等等逐渐从前期的被排挤在城外，改而大多挤进城内；其二，……商贾多居于市内，后来的市逐步变成单纯的营业区，商贾日常生活散落到各居民坊区了

P179
六朝建康……“市坊混一，了无章法”

P182
长安东西两市应该是服务于大宗商品交易的批发市场
在州县政府所在地才被允许设置官市的制度，说明至少在其设计初期，是符合社会商品交易要求的……一旦社会商品交换的要求超越了州县官市所能够承担的程度，新的市场就必然会在合适的地点自发地产生……政府的制度设计常常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可以想见，不过史文中似乎也并未见到政府明确禁戢取缔“非法”市场的记载

P189
与其说以唐制为代表的中古城市市场管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市场，不如说它受到当时城市性质的制约，不得不服从于城市作为行政中心与军事堡垒的本质要求所致

P191
在加藤氏看来，从唐到宋城市市场基本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随着中古封闭型市制之崩溃，人们可以在城市中沿街开店设铺，商业经营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只是由于行的制度的维持，在城市某些地域形成了同业商店的区域；另一个是城市中仍存在着定期集市

P199
市心，专指市场的中心地带

P211
宋制，商税分过税与住税两种

P217
宋制，城居者为坊郭户，乡居者为乡村户

P219
在中国传统帝制时期，国家对市场的管理，不外乎于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维护市场秩序，确保商品贸易的正常进行，二是维护政府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利益，这包括向工商业征取市租商税，以及在官与民买卖发生贸易关系时官府的利益

P249
宅税与地税应该是宋代城郭之赋的主要内容

P281
两宋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细节，表现在城区建筑水平的提高，砖瓦建筑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P282
宋初修编《册府元龟》，在《牧守部•兴利》……遂将“陶瓦覆屋，以宁室居”列为地方官为民兴利的重要内容

P283
北宋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萱屋

P291
早在北宋时期，赵宋政府就开始有意识地推广砖瓦建筑，替换茅屋

P295
宋代是城市道路建设成就相当显著的一个历史时期

P296
则成都府城从南宋初年才开始以砖石铺设道路，“如江浙间”

P299
分析两宋时期城市道路建设进步的历史现象，有一些特点稍可归纳：
其一，总体观察，江浙地区水平最高，但川蜀、闽广、两湖等地区也有明显进步，呈现了一个不平衡但总体上明显提高的格局
其二，在相当多地区，“攻石甃瓦，以便行者”已经不局限于城区，而是辐射到了城郊，甚至不同城市之间的交通要道，也有大规模甃砌铺设的事例
其三，推动城市道路建设的力量多元化
其四，修缮城市道路的资金也呈现多元化的现象

P303
严复“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称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也”……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在传统技术条件下，迄至宋末，大中城市已经达到了它所可能发展的上限，到帝制后期，城市的发展就主要体现在农村小市镇的成长了

P307
无论在行政地位上，还是在实际人口规模上，中国历代的京城无乎都无例外地位于城市等级序列的顶端

P311
宋承唐制，京城而下，推行州、县两级地方行政

P319
在时人看来，一般县邑的规模是不足万家的

P322
行政层级仍然是关于城市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当时行政城市等级架构与它们的经济地位，在总体上是相吻合的

P330
牟复礼（Frederick Mote）……“城乡连续体”的命题，认为传统中国未有如西方城乡截然分立的历史现象，中国古代的城市在政治上既无市民自主，法律上也没有特别待遇，许多重要的文化都发生于非城市的环境中，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与乡村形成了一种文化连续体，独立的城市文化并不存在

P335
其结果，是随着士族由农村到城市的政治性迁徙渐次向文化性、经济性和生活性迁徙的扩展，他们在农村的根据地——并随之士族政治——最终瓦解

P336
官户与士人或者为了方便与志趣相投者之间的交游，更多还为了使子弟得到更好的文化教育而迁居城市

P350
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上层文化性从来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它从其他文化吸纳新鲜成分——包括基层社会的成分，古已有之，并非两宋而然

P351
正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

P353
唐宋间城市文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由于士大夫阶层城居、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蜷缩未有的控制权……可以认为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仍属乡土文化，可是从两宋时期起，这种文化的中心显然已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

P392
首次形成了（城厢坊）城区的三级管理体制……小的县邑城市形成县、厢、坊三级管理体制。厢坊体系不仅一直是两宋时期城市管理的核心制度，并且影响了宋代以后的近千年城市史

P395
史学研究层面：
一是应该避免观察视角的单一化与绝对化，避免过分强化范式
二是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尤其需要究心于历史的连续性问题

韩光辉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1-19208-5/K•0786 2011年8月

P2
长安规模浩大，户口盈积，市狱殷繁，原置两县抚治难周，成为析置乾封、明堂二县的首要原因，目的是“分理京城内”（《唐会要》卷七〇），成为专门管理城市的县级行政管理机构……这种由县管理城市而不再管理乡村的重要城市管理机构在唐代仅存在了34年

P3
军巡院
录事司，有司录参军事，录事参军事

P4
唐代以来，经五代至辽宋时期，城市管理制度包括不同类型城市的官制、管理职能和管理范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核心的变化在于由县管理转变为由专门机构都厢、警巡院、录事司和司侯司管理城市

P6
中央政府得以在如此广阔的地域空间内经营城市，构建了由特大首位、次首位城市和大量路、府、州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并且形成了城市分布的密集区、沿运河等交通要道的城市带。此间形成的以传统政治性治所城市为主体，辅之以经济性市镇的城市体系为明清两代继承，直至19世纪中叶城市现代化开始后才逐渐调整为重组

P3
长安城的管理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神策军参与了城市管理

P11
以军巡院进行管理的五代城市，与唐代有了很大的区别，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唐代城市的基本管理单元是坊，而唐末战争却将坊墙破坏殆尽

P13
宋承五代之制，首先在都城汴梁设置了厢制

P31
厢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它是朝廷为解决日益增多的城市管理问题而设置的管理机构。厢在北宋城市中还比较少见，但在南宋许多城市中都有设置。这与城市发展的水平有密切关系
厢的产生，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经济发展导致开封城内规划布局变化

P35
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都厢、厢、坊已形成当时管理城市的制度与体系，并先后形成了中国古代建制城市，为在更大地域空间和更多的城市实现城市建制奠定了基础

P36
辽金都市警巡院是设在诸京城内，管理民事的行政机构，已上升为独立的行政建制，因而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和城市管理制度史上均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P38
考虑到军巡院在五代城市管理中的作用，以及辽与五代的密切关系，有理由相信辽代从五代借鉴了很多制度，其中警巡院即是将五代的军巡院名称稍加改易而成

P52
金代中都左、右警巡院和诸京警巡院确已上升为独立的都市行政机构，专门从事平理狱讼、阅实户口、推排物力、均平赋役等都市民事及各项行政事务，是统一封建政权之下的独立都市行政建制，和附郭赤县及京县平地隶属于诸京府

P56
金代都市警巡院的建置，不仅为我国古代都市进行独立专门化城市管理提供了行政组织保证，而且推动了都市的健康发展及中国古代建制城市的兴起，在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P57
金代于诸府节镇城市建置的录事司，与诸京都市警巡院、诸防刺州城市司侯司一样，均属不同等级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具有独立的行政职能，因而在中国古代城市史和城市管理制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P76
金代诸府节镇城市录事司和都市警巡院一样，是独立于附郭县的城市行政建制，专门治理诸府节镇城市民事及各项行政事务，并和诸府节镇属县平行地隶属于诸府镇

P93
州司侯司是专门管理州治城市并与州属诸县平行隶属于州的城市行政建制，与录事司、警巡院行政职能相同，惟秩级因城市地位和规模的差异而低于录事司、更低于警巡院

P113
元灭明兴之后，都市警巡院制度被京师五城制度所取代

P127
但当时（元）的建制城市已发展为以商业服务和手工业为主要经济形势的区域经济中心，而城市居民的农业活动则相应退居极次要地位，从而反映了当时城乡社会职业和劳动的高度分化

P132
元代建置的126个录事司城市拥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历史地理特点：空间结构的极大不平衡；历史发展的良好延续性

P133
元代建制城市经元末动乱，逐渐废弃了录事司城市制度，至明初则全然恢复了古代由附郭县管理城市的制度。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元末明初废弃录事司制度应该是历史的遗憾

P149
(金)第一次出现了较完善的不同等级城市行政管理机构，通过水陆交通把首位、次首位警巡院城市、录事司城市、司侯司城市等不同等级和规模，有职能分工、联系紧密、分布有序的城市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了古代城市体系
……
元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省、路（府）、州、县四级制

P157
与金代不同之处，元代录司机构中增置了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典史，取代了金代专门设置与录事司、司侯司共同管理城市的都军司和军辖，使城市民事和军事、巡捕统一纳入达鲁花赤、录事的领导之下

P182
元代，京师各警巡院的职能已明确为“领京师坊事”，“领民事及供需”，而且《元史•地理志》也将警巡院附系于大都路的领属之下，成为与各州县平行独立的行政实体

P190
地方城市的厢只是城市社区的分区管理机构，上属县、下设坊、负责城区的治安和民事，又与乡镇行政平级。而都城开封府勾当左右厢公事所、临安城城南北厢管公事所均属都厢。上属都城，下设厢坊，与赤县和县行政平级
厢制发生于北宋

P191
城市厢制在北宋已初步完善，到南宋推行于经济发达的众多城市中，它经历了从军事形式到行政管理形式的质的变化，还出现了都厢这种高一级的管理层次。都城所属都厢、厢、坊与地方城市所属厢、坊这种管理体系适应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众多的现实，负担了维持社会治安，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重要职能，开城市分区而治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城市行政管理的重要突破

P205
宋代……初步形成了以建制城市为中心的京府区域行政区划体系
辽代……形成了以建制城市为中心的京府区域行政区划体系
金代……形成了以建制城市为中心的行政区域区划体系
元代……也形成了以建制城市为中心的行政区域区划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