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31日星期三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美）孔飞力
（译）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7-5004-0408-8 1990年8月
P1
虽然清朝对1796至1804年白莲教叛乱的反应暴露了它的正规军的虚弱，并且提高了地方名流在民兵防务方面的能动性，可是使力量对比不利于中央控制的官办帝国军队而有利于在地方征募的私人非正规军的因素，主要是19世纪40和50年代的地方军事化
P2
波拉切克向我们展示的可能是地方名流侵入正式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这个过程在19世纪20年代的背景中是不合法的，但在50年代的背景中不但变得合法了，而且甚至得到了鼓励
与其说军事化是给了名流动员的机会，倒不如说是它给了发展初期已经进行的活动合法化的机会
P5
“等级巢穴组织”
人在各村之间的横向移动比他们沿市场交易的路线向更高级的定居地移动的情况要多
“同心巢穴”
“流动商贩”
首先，按照同心巢穴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关系，是沿着从农村到面向它们的集市中心、再到更高级的中心的道路和河流进行和发生的。
第二，按照流动商贩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发生关系的路线与等级商业－行政体系的路线无关。
P6
社会动乱和行政力量的虚弱会削弱把人民结合成同心巢穴形式的力量；造成村社闭塞的过程会使流动商贩形式成为农村地区相对地说更为强大的协调活动形式
要注意这两种形式在军事化方面的不同特点。同心巢穴形式强调的是参加军事化的归属性形式，因为根据定义，它建立在与定居类型有关的制度之上……流动商贩形式包括的人员网络则不是归属性的，而是自愿的
P8
在勾画近期中国历史中军事化和冲突的特点时，社会形式已经比政治倾向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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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
P3
稳定的关键因素看来是传统名流（elite）的延续不断的权势……正是名流，凭借他们历久不衰的社会影响、他们的正统学术的传统以及他们的管理公务的伦理观念，才使得传统政权有可能以近似于从前的形态重新建立起来
P4
名流能够操纵中国的政治生活，是由于他们的双重身份：作为社会领导阶层和作为国家官吏集团。……“士子－绅士”和“官僚－绅士”……官僚本身来自得到功名的绅士；在地方一级，这意味着士子－绅士的上层能够以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共同的价值观同县官合作；而在全国一级，则意味着绅士作为整体——做官的和不做官的——形成了一个普遍相互影响的有地位的集团，它由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结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统治的名流。这两部分绅士的相互联系，意味着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而在社会和思想上植根于名流的官僚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平安度过上层国家事务所经历的风暴时期
因此，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的根源；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主要的外部事件来划界。
P6
西方冲击的不仅仅是没落中的王朝，而且也是没落中的文化，这一文化将不得不从它自己的内部很快产生出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新形式
P8
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更深一层说，显示了名流持续不变的能量和内聚性
P9
考试制度，除了作为国家招纳人才以为它服务的主要机制外，还起到了促使地方名流年复一年地为之全力以赴、向他们反复重申为国效劳的目标和重新宣布正统文化遗产的主要实用价值的作用
P10
地方的军事化过程向帝国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为如果非正规的军事力量不能正规化并被臵于控制之下，如果范围广泛的地方村社军事化的过程不能纳入可以预知的对国家的关系之中，国家自身的安全将立即受到威胁
P11
中国的积弱不是近代时期所遭灾祸的结果，而是源于可以上溯到近古的特性的与体制上的先天弱点……不论是雇佣还是世袭，兵役都和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完全脱离。由此所导致的文化便是消极的、停滞的和狭隘的，抵抗外部敌人的能力是脆弱的，对国内政权的忠诚也是不可靠的
P14
根据其参与者所起的作用，民兵制度既不是纯军事性的，也不是纯平民性的，而是兼含两种因素
P15
在国家民兵之外，还存在不是国家活动产物的民兵制度和军事化类型，它们和国家的关系是不明确的或公开对抗的。从另一方面看，国家必然被这种集团所缠住：如果国家不吸收它们或引以为助，国家就必须或是控制或是消灭它们
P17
府兵制这一早期形式的创立并不是为了提供适应地方需要和由地方控制的军队，而是为了给一支由中央控制的军队提供地方基础，这支军队要能响应朝廷的军事需要
P18
它们在行政上纳入府兵制，这就使得以耕作经济为基础的汉族步兵补充了正规部队；而正规部队多半是骑兵，其大多数成员也不是汉族
在隋和唐统治下，府兵制达于成熟，它吸取了西魏和北周制度的某些重要特色。第一，它受中央控制：臵基于地方的小部队在京城的卫戍部队中轮值，也可以由中央军事指挥部调令远征。第二，它保留了世袭的军事村社同由其输送成员的作战军事部队之间的行政区分
P19
把兵役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是国家能够将军队给养的财政负担直接转移到农民肩上的条件
P20
府兵制中广泛分散的后方勤务部队和受中央控制的作战部队的分离，在中国政体的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影响了从明到清时期军事制度的发展
P22
使军事和经济活动大规模融合而出现的行政困难，和府兵制的情况一样，只有在管理格外有效的时期才能予以克服；而且无论怎样也是不能持久的
P23
他们是县级政府的兵力，紧急时刻响应知县的召唤……。民壮的命运说明，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压力，民兵（一如普通劳役）征发制度便趋于衰落而成为一种征收赋税和雇佣服役的制度
世袭驻军制度本身仍然显露出某些民兵制度遗留下来的特征。第一，它和府兵制一样，存在着后方勤务部队和作战部队之间的区别。……第二，明代早期曾通过上面提到的广泛的军事农业移民制度，为军队在经济上的自足作出过坚决的努力
P24
明和清的制度体现了士兵和平民间的彻底分离，多数人民（那些入于民籍的）免除了国家兵役
P27
说到清代的制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保甲一词并未被完全误用；虽然宋代以后其明显的军事作用已被放弃，但军事特征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
P29
从军事体制的观点考虑，畜牧、游牧或半游牧社会的一个特点是，高水平的军事化和生产的需要是相对协调的
P30
周代的制度是各种乌托邦式的构想的源泉
P40
白莲教对地方政府的渗透以及超越阶级界限的扩展，意味着已经不能依靠常规的地方管理机构轻而易举地将其镇压下去
白莲教的策略也就是在地方村社中有交错联系的反叛组织的策略：以高度灵活的小队进行游击战，这些小队由周围的老百姓提供给养并通风报信。清军装备笨重，行动迟缓，并且缺乏地方支持，为了微小的成功要做出很大努力
P41
卢象升发现，流民以及叛乱者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是叛乱滋生的根源。作为对策，他挑选一些村庄在四周筑起坚墙（寨），其内可以积聚周围农村的谷物口粮。当叛乱者逼近时，附近村庄的村民就被迁入寨内
P42
在“坚壁清野”的完整口号下，这种建立战略村庄以控制叛乱的办法成为标准的行政方法。“团练”这一术语现在的含义最早是与卢象升的制度相联系的
P43
方积的战略村策略，恰如卢象升所做的那样，不可或缺地与地方管理和登记制度联系在一起
P45
但是这些官方方案也可以看成是使地方名流已在着手进行的乡村防卫事业系统化并受到控制的一种尝试
P47
龚景瀚的制度因此体现的不是权力的下放，而是体现了对文职官员的依赖超过了对军事官员的依赖，还体现了地方防御与官僚政治责任制的网络的联系
P48
严如熤受益于军事农业移民的思想是很明显的
P49
地方防御决不是一件简单的阻止武装叛乱者侵入的事情。确切地说，它还包含在农村社会中建立明确的分界线的内容……团练不仅是地方防卫民兵，它的存在，是为了外部防御，同样也是为了内部控制，并且成为较大的行政体系的一个主要部分……”团练”对于嘉庆朝的官员通常具有截然相反的含意：一种在国家监督下把自发的地方武装纳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的方法
P 50
从白莲教叛乱的经验中的确产生了政策的一个有影响的组成部分：由方积、严如熤、龚景瀚这些人制定的高度官僚化的地方防御和管理制度被保存在行政先例的宝库中，在半个世纪后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对官方的思考起了突出的作用
P 52
民事和军事管理的传统机制这时已没有能力对付庞大的农村人口的问题，在这些人口中，其传统的社会关系已被日益加剧的你死我活的经济竞争所破坏
P56
官员们可以操纵和约束绅士的领导权力……但是使民兵成为政府主办的大规模的事业，就等于与潜藏于农村社会的隐蔽的危险力量作交易，对农村现状和处理夷务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一旦绅士站到前列，政府甚至还要谋取他们的帮助以避免排外事件
P 59
在官方眼里，“团”的最初含意不是一种民兵单位，而是从中征召民兵并借以控制民兵的行政单位
P60
发给民兵武器以及村庄的团结工作只有在治安系统的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只有在村社经过很好的清理以后，官方才可能“寓兵于民”
P61
团练与保甲之间的另一重要区别是文人－绅士所起的作用不同
P62
乡勇由于其难以驾驭的经历以及危险的本性，在官方模式中从未获得像样的地位。绅士的重要性也从未使正式官僚的支配地位失去光彩
P63
团练的确是国家官僚机构自身的外围部分……团练并不是对新出现的地方势力的让步，而是重申国家对强制的、官方创立的征兵和管理制度的传统关怀以加强官方对农业地区控制的一种方法。它不是狂热的三元里式的爱国主义，而是支配着官办地方武装形式的国家民兵的那种带有官僚气的形式
P64
团练制度，当它在19世纪中叶出现时，是两种历史潮流的汇合：一种是边界地区官员们的行政传统，由卢象升经方积、龚景瀚、严如熤等人留传下来，他们谋求加强对农村的官僚政治统治；另一种是地方名流的自发武装，他们谋求保护他们的村社、财产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当19世纪中的危机干扰中国社会时，团练仍然表现出它特有的两重性：它处于政府法规的限制之下，但又受地方实践的多变的、无法规可循的需要的制约。
P66
地方武装组织的基础单位是单个的村庄，中国农村最小的防御实体
不是每个村庄在自然条件方面都能防御，也不是每个村庄都具有防御所必需的其他两个条件：有力的领导和多余的财力
P67
，说明平民依靠他们的财富以及社会影响，在村社防御中与有头衔的文士很难在职务上作出区分。对这种类型的考察，使我们对中国农村名流身份过于正式的界限的实用性产生了怀疑
P77
当我们考虑地方防御的最低一级即单一体的性质时，氏族组织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氏族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农村中是密不可分的
P78
武装力量所需的经济基础，除了最穷的村庄之外，以一定数量的共同财产形式建立在氏族组织之中，从中得到的收入用于资助共同的活
南方农村由于它的持续的军事化状态，成了培育军事领导和军事技术的场所
P79
大的氏族超阶级的性质通常意味着，亲戚们跨越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鸿沟而互相交往
P80
尽管在长江中游省份无论氏族械斗还是单一氏族的定居地，都不像上述地区那样普遍，但氏族的资源和组织原则在非常时刻也能转用于组建武装的目的
P81
总体氏族
P87
民兵工作的实际需要有一些强制的组织上的特殊要求。首先，团练由于它的低水平军事化的特点，要求大量村民在空闲时间接受训练，在遭到进攻时保卫自己的村庄。因此民兵工作的组织中心显然要靠近那些需要保卫并能从中选拔民兵的特定的居民……农村名流很可能紧紧固守它的提供资金和人力的基业
P90
由于个人财富和传统的氏族所有财源相对来说不易扩充，地方防御组织的领导转向更丰足和更深层的供养血脉：几乎是村社的全部农业和商业财富
P95
国家关心的是使保甲首领成为它自己的治安权力的工具，而不仅是地方势力的工具，因此要让他们负责人为的而不是原有的社会组织单位
P101
团练与农村基层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组织规模相同的自然单位和行政单位的互换性方面；其次，表现在与实际存在的基层行政区划完全不一致的自然单位的发展方面
P102
导致了团的活动范围与标准的行政管辖区的不一致
P103
战略需要、亲属关系和传统联盟的连结纽带，与县的分界相比，常常是更为重要的地方防御联盟的划界因素；任何跨越县界的复合团实质上都在县级官僚机构监督的有效范围之外
P106
看来尽管这样的团是地方防御联盟，但它有时产生于社这样的传统的绅士集团，因而能够承担附加的、一般是与复合村社绅士集团相联系的职能……管理软弱无力时期，绅士在地方组建武装和管理中创造的这种组织形式，由于一种长期的行政传统而获得合法地位，在这个传统中团是体面的、官方倡导的地方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
P108
从帝国政治前途的观点看，勇军的最重要类型却是无军职的绅士所招募的
P120
但江忠源考虑问题显然主要是从本地出发，即先考虑他自己的县，再扩大到他家乡所在的省，只是在这以后才关注整个帝国的事务
P136
儒家思想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缺乏作为纯粹专制政治基础的那种由制度形成的偏执热情；它想当然地认为，除了最邪恶的叛徒外，国内的对手都和自己一样居住在同一个道德的政治的世界里
P140
乡约是一种促进风化、鼓励农业、救助贫困和保证地方秩序的自愿的事业
P145
在地方组建武装的官方模式中滋长着一种明显的矛盾心理：既赞同寻求绅士的首创性，又惧怕他们的卷入
P146
朝廷坚持对地方武装进行官僚政治的控制，是出于对名流独立军事活动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P149
重在团不重在练
P156
湘军的建立，如我们所看到的，靠的是曾国藩能够通过对他个人的效忠，将勇的部队组合起来，从而创立了一支机动的、集中指挥的和能够在它的省根据地以外作战的兵力
P163
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名流统治不仅是氏族内，而且也是氏族之间的一个起作用的因素
P164
这种地方管理主要不是强制统治的问题，而是率先取得农村人力的服役和效忠的问题。任何一个被动员起来抵御外部敌人的人都较少可能成为叛乱者和闹事者
P170
传统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中的差别，并不一定与组织的规模和形式中的差别有关
P180
太平天国的教义之所以能为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发展理论根据，部分是由于原来的队伍已经脱离了它们的社会母体：作为村社，它们已怀有对新的和更纯洁的村社生活的向往，已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前途中的具体利害关系，这种关系只有村社而不是一股孤立的武装人员才能发展起来
P184
一个防御地方的复合组织，因为它内部的凝集力松散和缺乏共同的政治倾向性，会与已存在的秩序发生冲突。其次，在第一级正统的和异端的集团之间，其地方军事化的性质并无泾渭之别
P185
在军事化的第二级中，有些具体集团的性质也常常可以转变，而且是模糊的。由于这些集团已经脱离正常的社会联系和经济联系，时机在决定它们何去何从时可能是决定性的
P193
但是就连接农村、集镇社会直至全国的政治顶峰的交通而言，再没有其他事物能与传统的书院制度和它创立、培育的多方面的人际关系相比。一级级正统名流在面临共同敌人时，能使他们的内部交通联系服务于一个能在各级社会中争夺权力的完整的军事体制——从地方治安力量和以村为基地组成的团练直至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地方军
P194
在旧中国，有人如果想通过叛乱来夺取政权，似乎需要三个必要条件：（1）叛乱集团必须破坏或吸收执政政权的武装力量；（2）它必须夺取帝国的从县直至京师的行政城市，从而据有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以及政治合法性的象征；（3）它必须建立对农村地区的控制，以确保那里正常的生产力和兵源
P197
太平军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因运动本身缺乏干练的干部而进一步被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官僚集团实际上与旧的清代制度一样浮在上面
P199
在农村逐村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旧的名流将被新名流——他们的利害关系和忠诚与太平天国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代替
P208
当叛乱力量在几十个农村地区受到挑战时，实际上太平军常常发现自己被困在城墙之内，周围是使用暴力和不稳定的穷乡僻壤，那里的旧秩序力量仍是强大的……太平天国叛乱是一场围绕着掌握有城墙防护的城市和控制它们之间交通线的斗争……太平军之看重城墙，还源于这场运动的政治要求及其心理基础。作为一个宣称有权统治天下的王朝，太平天国需要各种具体的正统标志
P216
正像阶级对抗部分地被团练所掩盖那样，私人军事活动的危险性也被掩盖了。帝国具有军事垄断的本性，所以私人的地方性军事冒险是不能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死角中长期存在下去的。团练制把官僚集团没有树立和不能有效地控制的地方军事领导合法化了。合法性是仅次于控制的最佳物；团练在理论上具有国家辅助武装的地位，它是中介体，地方领袖通过它能使自己与帝国政权融为一体
P218
最重要的是绅士领导的团转变成地方政府的正式机构的过程。太平天国以后年代的记载有大量证据证明，团这时开始作为县以下官方的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承担着保甲的——有时承担着里甲的——职能
P220
必须了解的是，把正式的行政权委托给绅董之举被晚清的官员看成是一个改革措施。它是恢复各级政府的效率和一体化企图的重要部分；这一企图在同治“中兴”时期（1862－1874年）推行得最有力，但它实际上与伟大的‚经世派‛行政官员一起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期
P222
一个有前途的研究项目是所谓的地方自治运动，它始于清朝的最后几年，持续存在于整个民国时期；这是由垂死的帝国政体发起并把它当作采纳宪政的最初步骤的运动
清代发起人所理解的”自治”这一名词，既不是指代议制政府，也不是指地方自治。它只是”官治”的补充。朝廷的材料写道，地方自治无疑是立宪之根本，但它肯定”并非离官治而独立”。它将在官治的范围之内存在，只是去完成官治不能完成的任务
P224
孙中山的思想尽管有许多含糊之处，但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即他支持现代性——特别是广泛的参政——不能自上而下强加于人，而是必须在地方村社中产生，然后逐步扩大到全国
P225
区的真正起源可从广州附近的顺德县的事例看得很清楚。那里区的基本结构是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期出现的
对他们的佃农来说，地方自治不过是扩大了绅士已经掌握的征税、收租、建立民兵和治安的权限罢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和团已经分别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地方自治的名称，即区和乡
P228
那种变化的环境的一个突出方面是，过去用以确定绅士与国家关系的形式上的特征已被取消。科举制度的结束的确意味着某些特定的额外所得和机会的丧失，为此现在必须寻找其他途径来代替……但在某些方面正式的功名地位对作为一个阶级的绅士的生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首先，依附在高级功名身份上的显要社会地位能使上层绅士接近地方官员，这个特权能够转化为有利于他们的税额核定和法律裁决，同时还使他们免除腐化的衙门吏役的普遍的敲诈勒索。其次，正式的绅士地位意味着在法令上可以免服劳役或免缴劳役折成的货币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式的绅士地位是取得收入的手段。拥有职务是一条能顺利致富的道路。
P230
，现代化文化与现代以前的文化之间的差别有伴随着城乡之间的差别而出现的倾向……他们却越来越难以在中国行政的中心任务中发挥作用：从城市行政基地去治理主要是农村的社会
晚清文人在国内叛乱的压力下能够把旧秩序凝聚在一起，似乎部分地是由于像曾国藩那样的高级官僚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城市和乡村两者的文化，并能用一条共同的价值观念链条把名流阶层束缚在一起。但在20世纪，城乡大为扩大的差距排除了这类人物出现的可能性。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各层次名流的一体化——这是清朝体制战胜它内部敌人的关键因素——是维持不下去的
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
2016年8月27日星期六
中国建筑与园林文化
居阅时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08-12436-3 2014年9月
P1
中国文化表达含蓄，表层意思大多言不由衷，往往表层背后的“另一层意思”才是要表达的本义，所以，象征义反映了文化本义
P11
皇宫用黄色琉璃瓦作顶始于宋代
P20
建筑发展过程中基本循着生存——应对、观念——体验两条路径前行
P29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艺术为此具有明显为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色彩，艺术形式讲究技巧，有时甚至繁复
P31
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艺术精神必然大不同于儒家，那是没有世俗杂芜的自由飘逸，个人理想的精神体悟，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大器与和谐的艺术，艺术产品或是恣意汪洋，或是委婉灵动
拘谨与自由、实用与理想、技巧与灵巧构成中国艺术精神的二元化
P32
中国艺术精神内核主要由道家的个人自由理想、儒家的国家政治实用主义和宗教的生命关怀三方面构成
P61
《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P190
在极度威严的专制制度控制下，人的“自然”天性被无情地剥夺干净，被扭曲得“极不自然”，表达一概模糊，导致审美走向内敛含蓄。园林表达不仅含蓄，甚至晦涩，完全走向象征主义
P193
园林的实用功能是表面的，精神属性是本质的
P221
唐朝王维成功地建造了文人园林，使私家园林的内涵发生重大蜕变，原先私家园林具有的比富、奢侈享受特征逐渐消退，文人精神的表白取而代之，私家园林成为文人怨诉、辩白、标榜、自励或者粉饰的场所
P228
苏舜钦和沧浪亭说明，苏州园林主人以避世隐居自称只是表面姿态，闲居的无奈和等待东山再起才是这类“隐士”的深层本质
P241
园林空间不在乎占有多少亩土地，而取决于园林的内聚能量——思想性有多深
P243
江南园林的艺术气质主要由文人气质、士大夫情调和无奈三者构成，然后混合成雅致、高贵、忧伤的表情，散发出强烈的感染力
P248
认识江南园林首先要分析造园的主人
P249
江南园林内涵和表现：
其一，讲究排场体现身份
其二，模仿自然顺应天道
其三，内敛含蓄
其四，象征表意
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
2016年8月25日星期四
翳然林水：棲心中国园林之境
王毅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78-7-301-22810-4/G•3653 2006年11月
P2
皇家园林不过是皇权政治结构和皇权制度理念的一种艺术化形式
“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P3
在比较深入的文化层面中，战国秦汉时确立的世界模式和宇宙模式乃是园林空间架构的基础
P5
蓬莱神话，昆仑神话
P9
从此，“海中建山“就成为了中国皇家园林中山水景观体系的特点，一直到明清任然如此。这种以自然或人工模拟的山水为骨架、以形态丰富多变的建筑等为附属景观的构景方式，也成了中国皇家园林，乃至其他主要类型园林的基本格局
P13
文人园林实际上也就是所有这些文人生活以及中国古代士人文化艺术得以产生的主要环境
文人园林所以能够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主要还取决于士人阶层在中国古代整个文化体系之中的关键地位
“天平式”的社会结构
“秤式平衡”的社会结构
P14
作为整个社会体系之中“秤砣“的士大夫阶层必须具备两大特点：一是其内在质量要极大，其人格禀赋、道德精神等等必须嫩巩固集中体现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内圣“。二是士大夫阶层必须具有在”秤式结构“中实现大幅度双向调节的操作空间和操作方式……”外王“
P15
文人园林突出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充分艺术化的居住环境，而且更是文人阶层借以维系、传承和彰显自己政治理念、社会抱负、人格追求等等精神价值的基本方式
隐逸文化一般具有两部分最主要的内容，其一是作为其主导思想的老庄哲学；其二，与老庄哲学宗旨相呼应的，是士大夫阶层要求自己具体的生活环境和审美环境富于自然气息、远离权势尘嚣……文人园林因为它能够艺术地营造出摒弃尘嚣的自然山野气息也就成了千百年中隐逸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隐逸文化的哲学理念赖以存身的基础
P16
“今古风流，唯有宋代“——在唐宋直到明清历代士人文化的价值标准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些名士都是隐逸文化和士人园林美学推崇的典范
P18
只有凭借文人园林的艺术氛围，才能保证文人阶层既入朝出仕、又能具有相对独立人格的地位
文人园林总是与文人阶层对于人格理想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P19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阶层的道德完善和人格追求是一种社会意义十分突出的价值取向……客观上要求士大夫不论境遇如何都不能放弃对理想人格的向往
P42
中国古典园林的鲜明特点至少包括：
第一， 除了上章中提到的“具有园林意味的山水风景区”之外，中国古典园林一般都同时兼具居住、游赏、在其中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等等综合性的功能
第二， 中国古典园林崇尚的，是一种将丰富和谐之自然景观加以充分再现升华并融入深厚人文内涵的艺术境界
P48
中国古典园林所崇尚的“自然”，实际上是一种以高度艺术化设计和精审造园手法而再现、重塑自然景观，用中国古典园林学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人力至极，天工乃见”
这些景观要素可以分为如下几大类：山、水、建筑、花木、园林小品
P108
景观美感的不间断性与景观美感的无穷更新性
P130
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园林空间结构与人们内在审美心理中空间结构的相互统一
P131
而在更高的哲学意义上，中国古典园林的“可游”还表现为园林空间和园林景观对于天地运行之和谐韵律的表现，表现为园居者心绪情怀的流动与天地运迈之韵律的感通契合
P134
通过园林所造就的有限和具体的艺术空间和景观，从而使人们的审美进入更为广大的境界；使人们的心性，自由和谐地融入宇宙的无限空间及其周行运迈的永恒过程
P158
中国古典园林与中国古典文学间的关联：
其一，“文”在中国文化中地位的崇高性，决定了文华绮秀之美乃是文学、园林等众多艺术的共同标准
其二，文学创作过程成为中国古典园林所汉纳的重要文化内容之一
其三，文学家对于文学境界的悉心揣摩和艺术表现，经常是与他们的园林审美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P196
古典园林与哲学之间具有密切关联的又一原因，是由于中国文化特点所决定，中国人对于终极性哲学问题的认知，往往不是通过对抽象概念的思辨而实现，相反常常是通过对于生活中习见器物和范畴认知的深化而实现的
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
2016年8月20日星期六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文化民生研究
刘宝山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04656-5 2015年6月
P4
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包含了三层意思：考古研究、大遗址保护展示、公众群众活动的场所
P6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一种有效方式
P7
考古遗址公园内的遗址博物馆功能不能仅仅满足于普通博物馆的展示功能，更主要的是为大遗址全方位服务的常设机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
P10
考古遗址旅游的特点：一个基于资源的产业，最大的特性是不可再生性
P20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较大的变化，提出了“四个好”终极标准：文物本体保护好、周边环境整治好、经济社会发展好、人民生活改善好
P26
民国十九年（1930年）颁布《古物保护法》
P79
目前对于考古遗址公园文化遗产地的保护措施大概分为两类，即禁止类方式和措施类方式。所谓禁止类方式，就是明确禁止发生的行为和举动，制止消极保护遗址行为；而措施类方式，则是通过制定和采用积极的管理方法保护遗产，通常包括分区分级管理、进行保护工程建设、开展管理活动等，使相关保护要求能高效落实
P104
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体系中行政管理是主体，且相关制度建设较为系统；而社会力量任然是辅助性、参与性的，且营利性社会力量介入不规范、非营利性社会力量介入严重不足
P105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统一管理、管经分离、特许经营、社区参与
P114
考古遗址公园的考古发掘工作，应遵循典型性、必要性、抢救性原则。典型性即所挖掘遗址在同一类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完整性及可展示性；必要性即项目建设是否为遗址保护展示所必须而无法他选区域的；而抢救性则是遗址面临崩塌等突发情况而亟需发掘以给保护工程提供资料支持的
P126
过路吸引人、进门震撼人、进馆留住人
P130
考古遗址公园展示应以长久、完整、真实地保护遗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遗址的整体格局、形制、重要建筑遗存，以及地形、地貌等决定遗址价值和风貌的一切物质元素为保护的重点；以覆土封闭保护展示、砌体封闭保护展示、原址建棚保护展示、考古发掘现场展示等可逆性保护展示方式为保护展示的基本手段
P145
圈地保护型，原状保护展示型，原址复原展示型，休闲绿地型，城区系列博物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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