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09835-0 2011年5月
P003
自西周开始，中国的王权必须依靠一个法定程序，那就是天命——皇天给你的使命，也就是上天承认的统治单位，给予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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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不是降给一个独裁者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政治哲学一开始就认为政府的任务是要让百姓过着安定繁荣的生活，如果这个政府不能做到，则政府就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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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工商业者不用打仗，而成为专门的生产者：产盐、制陶、纺织等等，以及其他所有能销售的商品。齐用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民生产商品，这是一种新的形态，与过去以农业作为国际经济的根本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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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身为齐国的CEO，他的政策是减少贵族的特权，而大量起用有专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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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是经营管理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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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君主权是当政府不行时，可以决定换一个执政的班子……从行政理论来说，上层不能干预下层，执政者应当取得清楚明白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上级不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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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好的结构，如果操作流线型机构的这个人，只以一个人的意志为意志，而缺乏制衡，这个机构的效率便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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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继续维持郡县这种直接管理的行政制度，并继续维持考核的监察制度——这两大特色始终见于中国历代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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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报酬人家功劳的时候，不能只顾及私人的感情，不能只顾及自己的爱好及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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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宫中及府中财政分开，是汉朝一项很重要的原则，能将两者分开的原因，即在丞相府有政府运作的资料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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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天命王权的源头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见，天象不过是个反应，真正决定的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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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财政理论，注重不扰民
汉代的基本政策是“重农务本”与“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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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对抗的政治力量，彼此之间实力差距太大时，即使有可以借力的形式，弱者也未必能讨得多少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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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开发硬的市场有困难时，可以利用新的资源开拓新的市场，终究还是可以维持公司。但是这种软市场的维持是有限度的
本钱不够时很难勉强做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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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不只是要管理，董事长不只是要决策，两个人都要具备广阔的视野——能够透视情况、判断形势，不能意气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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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不会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也不会创造一个长久可用的制度，更不会在历史或组织的发展上有长期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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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唐代，政府分成了是三个部分，一个是官设计的中书省，一个是管执行的尚书省，另一个是管封驳的门下省，封驳也就是考核政策
P104
大族势力下滑的一个原因是事实均田制，国家长时间的均富。另一个原因是唐朝开启了真正的科举制度，天下的老百姓都可以参加政府考选官员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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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既是皇帝不行，只要政府本身不出乱子，国家依然可以维持相当稳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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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抑物价以及预防灾害两点，都是使得老百姓的一安居乐业的重要政策，而政府也得以有足够的财源供给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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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治乱趋于人心，太平或是混乱都是因为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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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最主要的弊病就是单一首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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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领袖，好的决策者绝对不是自负的人，而是谦虚的人，能听取不同建议、不同想法，容许许多人帮他，分析建议，找出最合适的决定。一个好的领袖也绝对是耳朵开开，眼睛开开，不断收集重要信息，手上能够掌握最清楚的资料、最清楚的情况，不会做违背真实情况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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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要改革就要花心思、要努力地改、彻底地改，祖宗的规矩不必在意，人家的批评也不必在意，甚至上天的天命也不必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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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北宋遗址相当不安，就是因为中间有这新旧的党争，而且已经到了不理性的地步
P139
一个组织要改革的时候，并不是靠一个或两个政策的执行者或决策者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他（们）必须有一个好的班底，必须有一个能够配合的政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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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智囊团的组织上必要的，但是智囊团最好不要成为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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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宋朝政府是靠儒生的文官维持的，但是儒生受了他们意识形态的限制，不会去考虑新的问题，他们所想到的就是农业为立国之本……儒家的意识形态常常令他们去推敲一个人的动机，推敲一个政策的目的，而不去推敲一个政策执行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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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曾经说：天下的事情不难于立法，而难于发的真正贯彻；不难于听人家的建议，而难于建议能真正地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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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单位是常设的单位：一个是会计、一个是稽核、一个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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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自己说过，他做事有一股挺的精神，挺，就是挺住、挺下去，挺得过要挺，挺不过也要挺，就是要挺过难关。
曾国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肯找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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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培育接班人想法的人，才不会恋栈，不会认为“非我不可”而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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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意义是在中央政府管不着的范围里，地方找到了自己可以用的力量；利用这一新的力量，构成了新的结构（新的军事组织、新的经济结构、新的权力结构），使得原本的王朝不得不被这新的结构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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