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北归

岳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404-4760-1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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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李庄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

面对日渐衰落的学术阵营，傅斯年决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入所，除充实所内实力，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以为国家学术事业延续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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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若你在课堂或书本中学好文字学，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书店里发卖了，哪还有咱们的机会？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读书，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个问题就逼着你非读金文、小学去细心细考，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以为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们年轻人的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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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达成一项谅解，这便是：由董作宾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济负责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

事实上，李、董二位大师之间终其一生都履行了这一协约：李济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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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又继续往前推进，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八项标准：

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类；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七、用字；八、书法。

民国22年（1933年），才找到了断代研究方法。这就是应用十个标准，分盘庚到帝辛为五期的研究方法，也简称分期研究法。十项标准是：一、世系；二、称为；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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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第一书）1945年4月，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简陋的斗室里，完成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殷历谱》，并在傅斯年热切关照下于同年在李庄镇石印出版。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这部“合情、合理又合天”的煌煌巨著只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编号，成为以一种特殊时代的珍贵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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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恰“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致董作宾》，载《陈寅恰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学术界上层和最高当局决定予以公开表彰，以彰显抗战以来中国学者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在学术文化上的伟大贡献。这部大著上报后，在重庆的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嘉奖令：“中央研究院朱院长勋鉴：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宾君所著《殷历谱》一书，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年历，爬疏有绪，脉络贯通，有裨学术文化，诚非浅鲜，良深嘉慰。希由院转致嘉勉为盼。中正午养侍秘”（董作宾《殷历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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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第周，同济大学，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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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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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旧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有“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有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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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目前）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对于科学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数人外，仍不感兴趣。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思想，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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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整个西南联大的从军者，大都是本科以下学历的青年学生。即使在这类学生中，梅贻琦也尽可能地保留下一批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使人文，特别是科学知识结构不至于出现断层或后续无人，如理科方面的杨振宁、黄昆、唐敖庆、郝诒纯等一批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学子，均被完整地保存于清华研究生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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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同学当时签名者多达六百余人之多，约占全校三分之一人数，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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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给予人类的启示是，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和在其心灵里播下的种子，将终生影响他的性格、思想、事业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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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是第一个，至少是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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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5日，前往重庆接洽船只的人员已与民生轮船公司谈妥，史语所返京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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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