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3日星期一

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 The Age of Confucian Rule: The S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德)迪特•库恩  Dieter Kuhn
(译)李文锋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7-5086-6500-9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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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阶级——士大夫阶级——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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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更为开放的城市设计导致了全天候的生活方式的出现
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全国性科举考试是形成精英文官阶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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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宋朝从繁荣的市民社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那么它也为其军费的短缺而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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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处的地缘政治的优势地位来说,宋代的历史可以被当作一个地方主义范例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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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年韩愈在《论佛骨表》……韩愈的奏折表达了一种排外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宋代新儒学复兴之时再度盛行。他的奏折也成为代表儒家知识分子和“外来”佛教关系的里程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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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外族政权的恐惧,尤其是北边的辽和西夏,阻碍了汉人对这些地方性政权所取得成就的认识和承认。这些野蛮人北视为未开化的入侵者,破坏了历史的正常进程,这种想法体现了传统中国历史的一种排外性,即只有中国自身内部的历史才值得被研究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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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官
汉人官(南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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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年,辽圣宗开始在其治域内定期举办进士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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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蒙古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之前,用进贡的方式确保和平共处一直是宋朝解决西北地区边境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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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无疑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
因此“儒家社会”这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与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有密切联系的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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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社会与中世界的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国家并没有可比性——后者的政治结构与一神论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宗教总是宣称掌握着唯一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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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初皇帝与宰辅品茗议政的情形不同,宋朝皇帝与朝臣交换意见的氛围已不再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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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进的士大夫的世界观不是出自其家庭背景或出身,而是来自他们掌握的儒家经典知识,来自他们对儒家道德伦理的理解,来自他们作为一个行政管理通才所具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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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法师们提出了儒释道三教同源的观点……道教全真派的创建者王重阳提出了三教合一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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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一位好的儒家学者不仅要做到新瓶装旧酒,即能以新的哲学理论解释旧有学说的真义,同时还必须削弱理论中道教和佛教日益增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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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儒家哲学 构建了一个强大的伦理道德构架,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成员,但它还是给宋代的转型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宋代的转型是它有别于中国其他朝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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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些话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宋代初期,它们不仅反映了帝国当局的一种新见解,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自尊和自信——这与孔子就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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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科举制度的主要目的并非旨在帮助聪慧的寒门子弟向上流动,因此与其说科举制度是社会工程中的一个精英工具,不如说它其实是被设计出来以确保社会上层垄断地位的一个制度……宋代的社会不平等是很普遍的,但也被广泛接受,这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直到20世纪西方意识形态对它产生影响才逐渐消退
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通婚,成为宋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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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教育制度的最终检测,一是看它如何为学生做好准备,以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需求,二是看它如何在平常乃至艰难的环境下有效地实现这个任务,三是要看它在面对挑战时如何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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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对蛮夷用火葬来破坏尸体的行径再三表示鄙夷和义愤。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火葬使贫者和富者或劳心者和劳动者的尸体无法区分开来,而这对社会阶级关系造成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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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全国79%的自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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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在文化上更接近于唐朝而不是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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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中世纪国家相比,宋代的人民在私人领域享有特别高的自由度。然而他们认为自己是天子的顺民,他们的日常行为遵循着即有的社会规范和法律规章,这些规范和规章建立在普遍的儒家行为规范的基础之上。但是,在经济事务中显现出来的放任态度弥漫于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房屋建造和时尚追求到卫生、娱乐消遣和做善事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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