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史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康斯坦斯·玛丽·藤布尔 C. M. Turnbull
（译）欧阳敏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ISBN 978-7-5473-0925-4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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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新加坡有些措手不及地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它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培养民族意识和确保未来的繁荣昌盛上。为了保证人们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新加坡人集中关注于当下和未来，而忽视了其历史。因为这段历史源自西方的殖民统治，以及多种同样来自异文化的亚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但民族国家的建设，最终需要创建一种基于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坚实认同，这种发展历程与单纯的个人旨趣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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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当时的确面临着艰巨而紧迫的经济和防务方面的问题，它还需要从无到有地创造热门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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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通过把历史追溯到这几个来源地，来塑造一个同意的民族国家，任何一种这样的尝试都可能带来风险，将这个城市国家变为“种族和社群冲突，以及那些作为新加坡的移民供给国的更为强大的国家施行干涉主义政策引起的无休止争斗的战场”，所以政府必须要“慎重选择在一个多文化社会中倡导何种对过去的认识”
20世纪70年代所取得的“辉煌的经济奇迹”，却渐渐勾起了人们对只关注当下的态度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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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现代化政策恰恰对其想要加强的国家认同建设和国家团结构成了威胁。提倡以英文作为管理和教育语言带来了形成文化真空的风险。为了给新城镇建设和高楼大厦的兴建让路，乡村社区（Kampong）遭到全面破坏，城镇原有的邻里结构全面解体，这些都使旧日社区的凝聚力和生活方式的实体证据消失殆尽……“新亚洲人”一词流行起来。它描述的是理想的新加坡人的形象，它将把西方的现代性与从文化传统继承下来的“亚洲价值观”结合起来
1991年，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确立，其基本内容为下列“共享的价值观”：国家高于社群，社会高于个人，家庭式最基础的社会组成单位，社群要扶助各个个体，寻求共识，避免冲突，寻求种族和宗教群体间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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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佛士与发夸尔及约翰·克劳佛德一道，他奠定了新加坡的基础，引入了一种对新加坡的全新设想：自由贸易与法治的标杆，商业磁石，具有现代化的观念与启蒙开化的智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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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小政府和自由放任经济体制鼓励了各个社群发展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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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此后将选择一条没那么激情洋溢的道路，避谈意识形态，只强调实用主义的常识，关注提供安全保障、工作、住宅、学校和其他能让生活变得舒适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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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新加坡是会成为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原型，或者这个“人工的”、“不自然的”和“意外的”国家将毁于人类的缺点和时间的流逝，渐渐褪色成残败的“东方威尼斯”，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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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佛士所追求的并不是帮英国实现领土上的扩张，而是一种商业和道德融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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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府任然对新加坡港口的未来没有把握之时，私人商贩们已经表明了他们对这个新港口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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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奠定了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基础。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赚多少钱比他的肤色更加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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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26年时，新加坡已取代巴达维亚，成为暹罗与马来半岛进行贸易的转运港，但这类贸易由以曼谷为大本营的暹罗及中国帆船主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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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商业体系主要依赖欧洲资本与华人企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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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庄戈德·哥里门（George Drumgold Coleman），爱尔兰建筑师……建造了许多华丽的帕拉丁风格的雅致私宅，为新加坡优雅、精致的殖民地建筑风格打下了基础……可以它们大多未能保留到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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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华人群体则倾向于自我组织，独立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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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人口很多样化，而各个社群之间又自然而然地泾渭分明，这就让当局根本不需要刻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来瓦解他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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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海峡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商业和政策制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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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成立……护卫司署的办公地并不奢华……然而它却标志着先前的自由放任政策被父权式管理和直接接触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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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贸易复苏，一战前的几年新加坡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
到了19世纪末，它已经成为亚洲最为多元化的城市之一：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华人，但还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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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新加坡是南亚地区的马来亚-穆斯林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印度尼西亚移民前往的主要地点，也是半岛和群岛贸易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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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事局有建议权，能够把民间疾苦上达给当局，但它本身并没有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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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接受了最良好的西方教育的群体，却恰恰是最想要保留自己的中华文化根源，也最希望看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群体

P147
1909年，清政府大力宣扬“同根同源”（jussanguinis）原则，称所有从父系算起有中国血统的人都属于中国的国民，而不管他们出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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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世纪之交，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都市，但主要仍以英国人为主导，华人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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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学校是新加坡培育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场所，而爱国的新加坡华侨还经常把自己的孩子送回中国接受中等教育，尤其是送往南京的暨南学堂

P180
1929年的《国籍法》再次重申了清朝末期确立的“同根同源”原则，把所有按父系追溯有中国血统的人都视为中国人，而不管他们或他们的祖辈已在海外生活了多少年

P209
除了被宣布为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新加坡没有政治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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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仍然只是若干移民群体的混合体，这些人的文化、利益和忠诚的根源都扎在了异国……他们最终的愿望也是叶落归根，返回故土……“未来的某位历史学家会把海峡殖民地的今天视为他所经历的”黄金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治理的技艺交由训练有素的专家们负责，普通民众则得以不受政体阻碍，自由地追寻他们平凡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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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役是英式学院派与日式实干派对抗的一个案例。他们（日本人）并不是嗜血狂人，但却非常脚踏实地，又迫切求胜，因此显得咄咄逼人，而且行动非常非常迅速

P254
日本人占领这里之后，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Syonan，意为“南方之光”）

P269
巧妙掌握最低限度反抗这条线的大师

P270
新加坡的经济于是演变为“日本的官方控制与华人的精明算计和自我谋利的结合体”

P274
日本人认为：“在所有可资利用的宣传手段中，教育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而且它可以根据所宣传政策的特点，任意设计和改变”

P285
昭南资政委员会……事实上它并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只是单纯地接受指令，而这些指令主要就是要他们支持日本作战

P286
新加坡出现的唯一比较重要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当地印度裔支持印度独立的行动

P293
新加坡人如释重负，是真心诚意地欢迎英国政权的回归，因为这个政权是善意的，他的不足之处是因为各种疏漏才犯下的错误……旧日那种对英国保护能力的无条件信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P298
在历史上，它（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之间的关系中一直充满着嫉妒和不信任情绪，而它作为自由港的地位，作为帝国战略要地的价值，以及作为一个人口主要为华人的城市，这些都与半岛的情况不相协调

P309
战争削弱了殖民地当局，却没有创造一种足够积极有力的民族主义势力来取代它，这一地区也缺乏能迅速对英国提出的改变作出回应的政治组织

P312
英国人最后还是采纳了马来领袖们的建议，认为各个族群之间的差异太显著，没有办法在这个地区马上建立一个各族群平等的自治国家，而应该如巫统所建议的，要让移民逐步同化并融入一个马来国家，这个国家将在英国的指导下慢慢实现独立

P32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们开始要求官方更积极地提供社会服务，改善国内和殖民地的生活条件，这使得欧洲各国关于政府角色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P322
1948年……进步党建议成立住房信托局，这成了日后的建屋发展局的先声

P355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作出结论称，要创建一个多种族的和谐的新加坡，其最好的方式就是打破教育体系之间的隔离，鼓励不同种族的年轻人融合在一起

P366
人民行动党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实干家，他们也吸引了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经济学家、银行家、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

P370
根据1958年起草的一项总体规划，女王镇卫星城建立，成为重新安置人口的第一次尝试

P376
1961年11月，各方均表示同意，新加坡将成为一个特别邦，比提议建立的联邦中其他几方拥有更大的自治权，但新加坡的公民不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因为马来亚联邦对移民群体获得公民身份的规定更加严格。新加坡在联邦政府中所拥有的代表的比例，也会小于按其人口算出的比例，但能够保留原有的邦政府

P384
威斯敏斯特选举体系

P403
社群主义的压力引发了1964年的种族骚乱

P406
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精心培育出了独立的民族国家意识

P407
国家将不会保护效率低下的本土工业企业

P410
国家的凝聚力建基于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世俗社会……新加坡官方的政策是，并不试图掩盖族群间的差异，而是赞颂文化多元带来的丰富性，但有尝试着在这之上创生一种专属于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和特定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现在这一代人能在接下来的30年里坚定不移地执行这项政策，那么我们就将成功地创造出独特的新加坡人。他是这样的一种人：从四种伟大的文明源泉中汲取营养，但有不完全归属于这四种中的任何一种

P424
在其执政的前九年里，人民行动党政府把近三分之一的预算都投在了教育上
更多受中等教育的学生转到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就读，而在大学教育层面，强调的重点转向培养工程师、科学家和商业经理人

P426
政治家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都强调，学习英语对参与现代化和商贸活动确有必要，但学习自己的母语则能塑造人的基本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价值基础，新加坡人就“完全没有文化归属，陷入迷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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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组成新加坡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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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通过了一项《土地征收法》
第一个新城镇，女王镇
第二个，大巴窑

P430
1964年，居者有其屋

P431
1986年，市区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设计了六个保留区，旨在重现牛车水、甘榜格南和小印度昔日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景象，同时也可以保留殖民地时代给新加坡留下的部分遗产，甚至连易装癖者们经常出没的布吉街也得到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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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独立的那些年里，新加坡人似乎一点都不关注人民行动党越来越大权在握的局面。他们积极响应各种脚踏实地的建设计划，积极废除各种阻碍经济发展的旧习俗，但他们却把主动权留给了政治家们，乐于让这些精力充沛、专注而果敢的领导人来引领自己

P436
倾向于实施“有指导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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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却发现，想要激励新一代人积极应对危机变得愈加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人已经产生了依赖心理，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领导人会找到解决之道的
家长制资本主义（paternal capitalism）

P453
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以儒家的观点看待自身，把自己看作是慈爱的统治者：对人民来说亦父亦师，建立起明智的政府，行善政

P456
政府开始考虑任命一批“理智的政治反对派“

P471
政府还采取了谨慎的措施，逐步在国会中创建“反对派“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P474
“新加坡的问题是，如何一方面实现现代都市化，但又不会变得找不到根基……我们的问题是要留住我们的根，保留我们的文化认同”
国家原则最终获得通过，它基于五项共享的价值观：国家高于社群，社会高于个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社群要支持并尊重个人；求同存异；维护种族和宗教和谐

P480
总体而言，新加坡人寻求能够更大程度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却对亲自投身政治缺乏兴趣

P498
在他（吴作栋）的指导下，这个共和国变得非常像一个商业上经营得非常成功的公司

P501
新加坡社会虽然生机勃勃，发展态势良好，却有些物质主义，不太充满关怀和温暖

P504
它符合新加坡人强调实用性的特点，而且是从其继承的亚洲和殖民传统中自然演化而来的。选民们以及当地媒体都拥有共同的特征，即亚洲人对对抗性或竞争性政治的厌恶，他们也都愿意接受对权威的强调，而且，只要政治领导人们能够治理有方，能为民众谋福利，他们就愿意表示尊重和支持

P506
威斯敏斯特模式中对“忠诚反对派”的界定是，即使他抨击执政党的政策，还试图取而代之自己上台，但只要它支持更大的国家利益便可。但人民行动党并不接受这种定义

P509
不仅国家组织体系已经非常强大了，而且大多数公民购买力住房成为业主，还持有新加坡的国债，于是维持现有政权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就与他们有了直接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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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仍然是一个充满着悖论的地方：儒家学说与亚当·斯密理论的奇异混合体；一个实行权威主义的宪政民主体；崇尚精英主义，强调个人成就与自强自立，但这又因强调个人对社会及家庭富有责任而得到中和；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一个在全球举足轻重的竞逐者，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发展，但又试图保持传统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