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
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
中国的自由传统 The Liberal Traditional In China
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译）李弘祺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57-08-4823-6 2016年10月
P006
理学家因为在世界的本质（太极）与人的本质（人极）之间找到联系点，所以“为己之学”在原则上都是使自己的本性充分发展的知识，但也有参赞天地化育的功能
从理学家的观点看：“自由”的本质不是透过理性的方法完成的，二是由人性的深化，成己之物，层层朗现，才可达成的。
P007
但理学家的“为己之学”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它的“为己”要去除掉私欲的我性，也就是要做到孔子所说“毋我”，让自己的本性和个体之外的他者有种合情合理的连结，这样的“己”才会更完整，它既更满足社会的期盼，也更满足自己的要求
P008
朱子提出“道统”概念有双重目的的，它既要建立一种可以抗衡佛教势力的儒家版的道之统绪，使儒者在历史的流变中可以找到明确的安身立命的位置。另一方面，它也要建立一种可以抗衡秦汉大一统后的政治力量的阿基米德点……从朱子之后，儒者自身有一种明确的身份归属，其地位超越于政权之上。
P017
中国千万不应该想要用那种从根拔起并摧毁过去遗产的文化革命的方式来得到解放；它只能透过中国文化本身，不管他的好坏都面对它，认为中国人的未来实根植于中国文化这种方式才能获得。
P027
宋代思潮重新重视道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又具有新的批判性格。
P031
因为他们（王安石和程颐）都认为“道”并非僵死于过去，反而对人类新的境遇兼具生命力与适应性
P042
新儒家思想是“孔学对人的信念的恢复”，新儒家思想承认人必须“正面承担人性一切的负面因素，并找寻实践正面理想的途径”
P044
于是个人对于传承的文献与经典传统获致更大自由的基础就奠基起来了。
所以说“道统”这个概念，体现了一个理想：某种天赋异禀的个人可以作为社会改革与人之更新的泉源。
P046
强调为学为己，而不在希求别人的称赞
新儒家的个人主义色彩
P059
新儒家常把人心说是一种在本源和精华上都带有社会性或道德性的意识活动
P060
因此可以说朱熹和许衡对教育过程的见解是建构于一种避免把人和社会分化的人格观念之上
P062
这篇文字（《大学章句》）文字因此是以自尊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推重而自然地维持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来劝喻人们；它不以政府管制的制度来作为推动公众事物的方法
这种方法在朱熹推动的乡约中也可看出来。乡约制度是朱熹从程颐弟子吕大钧那里学来的，用来作为地方团体自治的基本“宪章”。从“约”字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自发合作的理想。它指的是一种契约，由团体中的会员签定以相互保护。这种契约带有强调个人人格的特征，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强烈地强调对于人的需求及欲望的相互尊重，远过于重视产权或物质交换中斤斤计较的厉害关系
这种乡约是与乡党日常生活有关的平民教育的一种模式；是在个人关系网或亲人关系之外的社团中推动基本新儒学信念的实际办法……希望在这种基础之上可以防止中央政府干预地方事务，让地方单位享有自主的地位，分享政府的权威，并依赖民众教育及礼仪的实践来代替实行刑罚的法律。这个计划是建立在一种强调公私一体的政治运作的信念来达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在自己更新及社区合作的基础之上。
P064
乡约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种种变化，很难同时维持个人的主动性及团体的相互负责任；但是后代的改革家，像明朝的王阳明，都认为乡约是促成地方自治的关键
P073
讲学或对话是传统中国哲学思考的方式
P075
文中（《白鹿洞书院揭示》）他（朱熹）介绍了两种主要的“自由的”论点：一个是根植于一个受教育的人所该负的政治和社会的责任……另一个论点是：一个受教育的任不能太专注于在自己的学问的追求，而应该采取更为广泛、多元的态度，来了解圣人之道所形成的各种知识和训诲
P077
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之用矣
P078
但就朱子之理想而言之，则不管这教育是给识字的或不识字的，朱子都主张应该推动根据于自发性及承担相互责任的原则的自由教育
P094
宋儒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必须出而从政，而且必须具备一些能造福人群的特殊技能
P098
特别是在北宋时代，对于人类可以创造性地使用他们的理性来完成好的行为的能力充满了乐观的气氛
P101
朱子希望建立君臣之间在道德上的平等地位，以及同僚间的相互声援
P112
这种对于其所继承的传统加以怀疑的态度正是整个宋代学问的重大特征
P116
怀疑并采取质问的态度只是学术探究的一个起点，而不是目的
P117
这种对于个人的重视以及人的创造性天赋的推尊在文化领域中最为突出
P150
黄宗羲的观点是认为教育除了要发展个人内在的能力之外，还必须是让更多、更有见解的大众参与政治的管道
P153
黄宗羲认为以实学或经学为宗，而罔顾对人的清楚观念或不知人性的真向度——即朱子及王阳明所共同接受人心的“大体”——那么这种实际性就只会沦为功利思想，而经学也会沦为不切真谛
P180
在中国人近代的经验中很不幸地失去了这种直觉的本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暂时失去了他们的自尊，放弃将新的经验与固有的传统消化溶解。将所有的价值都看成是从西方来的，或将所有的价值都以将来为目标，而不扎根于他们的过去，这种态度使近来的中国人无法从他们的本性中找到“道”的真理，这种脱离自己根源的结果与它强烈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尤为明显
P181
钱穆教授指出西方的方法是将事物归类、分析和分离，西方的趋势向是将事物孤立起来加以个别处理。相反的，中国的方法是以整体的观点来看，以谋取调和、调节、统一和协调。中国人一向重视团体行为、家庭的团结、过去传统的延续更甚于个人的“英雄”事功
2017年3月8日星期三
2017年3月7日星期二
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
邝健铭
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ISBN 978-988-8395-30-9 2016年9月
P31
开埠之前，海洋贸易是香港社会文化的重要一环，原因之一，是海盗在中国东南沿海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海洋经济体，养活了大量基层，广州、澳门、潮州、厦门、香港、新加坡、马六甲与巴达维亚是当中的经济与联络中心
P36
（英国管制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变化，是英国人思索如何结合“自由”与“帝国”两个概念，转而发展出表现民族自豪感的文化沙文意识、强调移植英国制度与思想“教化殖民地”的使命……英国官员开始意识到重视在地文化制度的价值、奠定了近代人类学的发展基础
P41
梅因是推动英帝国管制思维转变的重要人物，他成功去除以欧洲视角为中心的发展观，令英国官员不再侧重文明教化/同化使命，转而重视柔和在地文化与风俗的管制方式
梅因的具体政治影响有二：一是衍生英帝国内的“官方人类学”（official anthropology），二是令官员变得政治保守、更积极推动间接统治的发展
P46
新加坡政府的应对有二，一是为民众集体记忆去政治化，转化为国民对国家单纯的怀旧情怀与归属感；二是积极反驳民间关于新加坡政治的“历史修正”
P82
欧洲人在亚洲的种族歧视政策，催生了本地人的国族意识，反殖、各个“民族”争取独立的浪潮在二战后达到高潮，然后才有我们今天“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常识
P83
王庚武，“中国性文化光谱”（cultural spectrum of Chineseness）
P84
Myron L. Cohen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古代中国以具包容性的文化传统建立共同体，近代革命分子高举“反传统”旗帜建立“新中国”，反而削弱了这个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渗透与凝聚力
P85
以中国文化为基建立的“华”、“混而同”身份，颇具包容性……是重内不重外。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自由空间之所在：“没有组织化教会可依，没有系统的教条可循，甚至象征式的仪式也不是很重要的……农村社会也成为散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空间
P86
历史学家Prasenjit Duara认为，纵然中国古代也有族群意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以属“近代”，原因有三：第一、民族主义论述，被用来建立新的国家政治制度；第二，以民族主义思想建国，是对当时世界体系渐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为组成单位的一种回应。第三，近代“中华民族”意识并非建立在历史累积的文化共通点上，而是涉及筛选历史记忆与诠释的政治操作
P87
但20世纪初中国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却源于日本
P90
晚清至中共一致的地方，是他们拉拢海外华人的主因，并非出于文化感情，而是希望得到他们的汇款、投资与技术，帮助中国发展
P94
海外华人的政治文化特征有二：一、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身份认同以不同地域帮来划分，共有的华人身份概念后来才有；二、他们的文化认同与风俗习惯，乃至血缘，都有一定的混杂性，对“爱国”的理解，与中国大陆人不尽相同，对中国大陆的归属感，也不一致
P96
土生华人与新客于19世纪中的共通点，是他们皆无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P97
正因为身份认同是个人选择，血统非决定个体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出生地则对身份认同有相当影响
P100
1950年代新加坡南洋大学之建立，亦与本土政治有关
P101
陈六使的第二次倡议（南洋大学的定位，由“中国大学”转为本土色彩较浓的“马华大学”），得到较热烈的社会反应，其中两个重要原因是：一、往中国的归路已断、马来亚成为第一故乡，华人自治与独立意识、乃至对保护华人利益的文化知识需求显著增加；二、新马经济好转，华商需要更多人才
P116
1648年，象征欧洲30年战争终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正式确认了当时的“民族主权国家”体系
P122
启蒙运动与现代国家集中权力相关的，因而有两点：一、加强国家的监控能力，从而“有效率地”管理资源，这涉及以科学精神营造美好未来、告别昔日传统的世界观……二、因为重视个体，故此“国族”（nation）所指，由仅包括贵族，转而涵盖所有庶民，法国与俄国都经历过这“现代化”阶段，这反映社会流动机会增加
但是“现代化”发展观，却容易滋生自上而下的权威统治，而且结果不一定会令生活变得美满。
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强调的往往是简单化、标准化、缩窄视野、刻意忽略现实生活所具有的种种复杂性，因为这方便集权控制
P130
但法国大革命要的，却不是“复归”，二是彻底的政治转变、完全重构国家的政治、法律与社会结构，以“推翻国家的原有制度，与一千年的历史决裂”
他们（1787年美国大宪章55位与会者）的共通点是重视渐进、结合经验与想象力的变革
美国建国者因着重经验的保守意识，以及对英帝国殖民管制方式的抗拒，因而对多元相对包容……故此美国的本质，就是以互相监督与制衡，来制度化冲突，而非将之消灭
美国模式是先建立一个可以反对的制度，法国左翼思潮则选择先建立必须拥护的制度；美国为“最小革命”，仅有政治革命，法国的是“最大革命”，即全面进行文化、政治与社会革命
P140
国家要在民众之上确立与施加权力，途径有四：武力胁迫、强调源自传统文化与法制的责任、说服力及奖励……意识革命衍生更多元与复杂的世界观，令各种社会既有责任、奖励制度的目的与机制，以及统治精英的言论更易受到质疑
P156
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是“人工国家”（artificial state）
P157
新加坡国父们建国阶段先着眼未来，是因为顾虑新加坡多种族的背景，故此他们希望以共有的现代物质生活、现代化进程中的平等机会，淡化种族差异，建构“新加坡人”意识……不随便拒绝承认过去
P159
让莱佛士站在原来的地方（Let Raffles stand where he stands today）
新加坡政府的规划重点，并非放在保育、保存过去文化与痕迹，而是着眼未来、大胆进行现代化更新、作为新加坡的新开始
P 160
库哈斯总结新加坡的规划思维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权力”（authority）与“工具思维”（instrumental vision）
P161
在这段时间（1970年代末），新加坡不再是只专注迎合世界而忘记自我，故此可以“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形容——具体而言，政府不再只以“未来”的经济“物质生活”、营造各族群的共同体意识，“过去”、“传统”与“文化”重上议事日程，各族群的身份认同重新有更清晰的轮廓
新加坡政府担心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即有团结国民的考虑，也希望家庭自行承担福利责任，国际只作最后支援、以减轻财政支出负担
P162
1988年是新加坡文化政策的分水岭
P163
1991年，国家艺术委员会（National Arts Council）成立
1993年，国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NHB）成立
2000年，《文艺复兴与城市报告》（Renaissance City Report：Culture and the Arts in Renaissance Singapore）
P166
李光耀历年的演说都有几个共通点：第一，提及各种经济发展策略……第二，不断提醒国民世界没有免费午餐……第三，解释为何政府需要有发展主导角色
P167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史莱特（Dan Slater）在其近作分析，权威政体能否延续，关键在于社会上不同精英是否有着共同的恐惧、忧惧社会稳定不能维持、因而原意赋予国家更多权力主持大局。这种社会恐惧心理，正是过去新加坡权威政治的核心支柱
P170
守法并不等同于维持法治：一些法律可能与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则产生冲突，因此只遵守法律以外，还要对现行的法律制度、执法机关做出监察、检讨，并主动提出修正，使之符合法治精神的真义
P192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两大核心思想是：第一、新加坡是个脆弱的国家；第二，平衡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务
P236
每国的公民身份，既代表对政治社群的归属感，也是社会互信与互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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