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

邝健铭
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ISBN 978-988-8395-30-9  2016年9月

P31
开埠之前，海洋贸易是香港社会文化的重要一环，原因之一，是海盗在中国东南沿海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海洋经济体，养活了大量基层，广州、澳门、潮州、厦门、香港、新加坡、马六甲与巴达维亚是当中的经济与联络中心

P36
（英国管制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变化，是英国人思索如何结合“自由”与“帝国”两个概念，转而发展出表现民族自豪感的文化沙文意识、强调移植英国制度与思想“教化殖民地”的使命……英国官员开始意识到重视在地文化制度的价值、奠定了近代人类学的发展基础

P41
梅因是推动英帝国管制思维转变的重要人物，他成功去除以欧洲视角为中心的发展观，令英国官员不再侧重文明教化/同化使命，转而重视柔和在地文化与风俗的管制方式
梅因的具体政治影响有二：一是衍生英帝国内的“官方人类学”（official anthropology），二是令官员变得政治保守、更积极推动间接统治的发展

P46
新加坡政府的应对有二，一是为民众集体记忆去政治化，转化为国民对国家单纯的怀旧情怀与归属感；二是积极反驳民间关于新加坡政治的“历史修正”

P82
欧洲人在亚洲的种族歧视政策，催生了本地人的国族意识，反殖、各个“民族”争取独立的浪潮在二战后达到高潮，然后才有我们今天“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常识

P83
王庚武，“中国性文化光谱”（cultural spectrum of Chineseness）

P84
Myron L. Cohen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古代中国以具包容性的文化传统建立共同体，近代革命分子高举“反传统”旗帜建立“新中国”，反而削弱了这个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渗透与凝聚力

P85
以中国文化为基建立的“华”、“混而同”身份，颇具包容性……是重内不重外。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自由空间之所在：“没有组织化教会可依，没有系统的教条可循，甚至象征式的仪式也不是很重要的……农村社会也成为散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空间

P86
历史学家Prasenjit Duara认为，纵然中国古代也有族群意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以属“近代”，原因有三：第一、民族主义论述，被用来建立新的国家政治制度；第二，以民族主义思想建国，是对当时世界体系渐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为组成单位的一种回应。第三，近代“中华民族”意识并非建立在历史累积的文化共通点上，而是涉及筛选历史记忆与诠释的政治操作

P87
但20世纪初中国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却源于日本

P90
晚清至中共一致的地方，是他们拉拢海外华人的主因，并非出于文化感情，而是希望得到他们的汇款、投资与技术，帮助中国发展

P94
海外华人的政治文化特征有二：一、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身份认同以不同地域帮来划分，共有的华人身份概念后来才有；二、他们的文化认同与风俗习惯，乃至血缘，都有一定的混杂性，对“爱国”的理解，与中国大陆人不尽相同，对中国大陆的归属感，也不一致

P96
土生华人与新客于19世纪中的共通点，是他们皆无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P97
正因为身份认同是个人选择，血统非决定个体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出生地则对身份认同有相当影响

P100
1950年代新加坡南洋大学之建立，亦与本土政治有关

P101
陈六使的第二次倡议（南洋大学的定位，由“中国大学”转为本土色彩较浓的“马华大学”），得到较热烈的社会反应，其中两个重要原因是：一、往中国的归路已断、马来亚成为第一故乡，华人自治与独立意识、乃至对保护华人利益的文化知识需求显著增加；二、新马经济好转，华商需要更多人才

P116
1648年，象征欧洲30年战争终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正式确认了当时的“民族主权国家”体系

P122
启蒙运动与现代国家集中权力相关的，因而有两点：一、加强国家的监控能力，从而“有效率地”管理资源，这涉及以科学精神营造美好未来、告别昔日传统的世界观……二、因为重视个体，故此“国族”（nation）所指，由仅包括贵族，转而涵盖所有庶民，法国与俄国都经历过这“现代化”阶段，这反映社会流动机会增加
但是“现代化”发展观，却容易滋生自上而下的权威统治，而且结果不一定会令生活变得美满。
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强调的往往是简单化、标准化、缩窄视野、刻意忽略现实生活所具有的种种复杂性，因为这方便集权控制

P130
但法国大革命要的，却不是“复归”，二是彻底的政治转变、完全重构国家的政治、法律与社会结构，以“推翻国家的原有制度，与一千年的历史决裂”
他们（1787年美国大宪章55位与会者）的共通点是重视渐进、结合经验与想象力的变革
美国建国者因着重经验的保守意识，以及对英帝国殖民管制方式的抗拒，因而对多元相对包容……故此美国的本质，就是以互相监督与制衡，来制度化冲突，而非将之消灭
美国模式是先建立一个可以反对的制度，法国左翼思潮则选择先建立必须拥护的制度；美国为“最小革命”，仅有政治革命，法国的是“最大革命”，即全面进行文化、政治与社会革命

P140
国家要在民众之上确立与施加权力，途径有四：武力胁迫、强调源自传统文化与法制的责任、说服力及奖励……意识革命衍生更多元与复杂的世界观，令各种社会既有责任、奖励制度的目的与机制，以及统治精英的言论更易受到质疑

P156
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是“人工国家”（artificial state）

P157
新加坡国父们建国阶段先着眼未来，是因为顾虑新加坡多种族的背景，故此他们希望以共有的现代物质生活、现代化进程中的平等机会，淡化种族差异，建构“新加坡人”意识……不随便拒绝承认过去

P159
让莱佛士站在原来的地方（Let Raffles stand where he stands today）
新加坡政府的规划重点，并非放在保育、保存过去文化与痕迹，而是着眼未来、大胆进行现代化更新、作为新加坡的新开始

P 160
库哈斯总结新加坡的规划思维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权力”（authority）与“工具思维”（instrumental vision）

P161
在这段时间（1970年代末），新加坡不再是只专注迎合世界而忘记自我，故此可以“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形容——具体而言，政府不再只以“未来”的经济“物质生活”、营造各族群的共同体意识，“过去”、“传统”与“文化”重上议事日程，各族群的身份认同重新有更清晰的轮廓
新加坡政府担心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即有团结国民的考虑，也希望家庭自行承担福利责任，国际只作最后支援、以减轻财政支出负担

P162
1988年是新加坡文化政策的分水岭

P163
1991年，国家艺术委员会（National Arts Council）成立
1993年，国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NHB）成立
2000年，《文艺复兴与城市报告》（Renaissance City Report：Culture and the Arts in Renaissance Singapore）

P166
李光耀历年的演说都有几个共通点：第一，提及各种经济发展策略……第二，不断提醒国民世界没有免费午餐……第三，解释为何政府需要有发展主导角色

P167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史莱特（Dan Slater）在其近作分析，权威政体能否延续，关键在于社会上不同精英是否有着共同的恐惧、忧惧社会稳定不能维持、因而原意赋予国家更多权力主持大局。这种社会恐惧心理，正是过去新加坡权威政治的核心支柱

P170
守法并不等同于维持法治：一些法律可能与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则产生冲突，因此只遵守法律以外，还要对现行的法律制度、执法机关做出监察、检讨，并主动提出修正，使之符合法治精神的真义

P192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两大核心思想是：第一、新加坡是个脆弱的国家；第二，平衡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务

P236
每国的公民身份，既代表对政治社群的归属感，也是社会互信与互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