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ROAD: 四月 2018

The Wind from the East - French Intr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n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美）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 （译）董树宝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978-7-5117-3138-8 2017年3月

P001

“左翼”有两个定义性的特征。一是态度性的，即对当下既由现状（status quo）持一个批判性的态度……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特征：它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诉求”。这个实质性的内核，就是争取更充分的平等……这就是“左翼”的两个定义性的特征：批判性的态度与平等性的诉求。

P003

最后，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这里，“历史化”与“结构化”相结合，“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无基础主义”“新实用主义”，皆指向了欧陆思想自身的逻辑终点——不再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力量或范畴，可以构成人类共同体的终极支撑

P013

社会斗争的形式仍然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解构社会控制的专制模式，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妇女、同性恋者、移民和囚犯），寻求社会民主化。这些内容成为法国后五月时期的重要主题

P014

“五月造反”符合一种新的、具有多种价值的政治动力，而这种动力早已超越阶级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

P019

“特殊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渗透，特殊知识分子不是拒绝进入权力之网，反而是进入权力之网内部进行工作，以“局部知识”与权力展开斗争

P021

逐渐代表一种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

P001

一切历史都是“现在史”（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P003

正是这个时代才重新发现了“参与政治（participatory politics）的价值……在美国和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意味着一种从精英手中抢夺“政治”控制权的尝试：通过诉诸基层政治参与的逻辑来反击“专家治国论的自由主义”（technocratic liberalism）的弊病，并由此恢复对基本民主准则的信任

P004

政治开始包括自我改造的行动与对个人真本性的探求……文化已经成为政治自我肯定和群体自我表达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即是政治的

P015

由于“五月事件”以及他们与毛主义者的接触，法国知识分子告别了他们以前迷恋的雅各宾派——列宁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

P016

毛主义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constructive political learning process）……一旦他们不再以革命口号欺骗自己，他们就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一种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利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

最终，左派分子开始意识到人权和自由社会主义的价值并非反向作用的，而是互补的。

法国的“五月风暴”是一种探寻“事件”的“解释”，历史学家、权威专家和政治家如此一致地努力将理性意识强加于一系列事件，以致这些事件似乎总是公然反抗严谨的概念一致性

P019

“60”一代人不是激增的不道德的根源，实际上他们极具道德素养。对于许多积极分子来说，社会正义的规则成为魂绕梦萦之事，并且“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成为真正的教条

P020

技术进步的速度——“现代化”的步伐——太快了，超出了公民从道德和心理上进行调整的能力

P021

阿隆认识到“五月暴动”不是法国革命传统的辉煌的顶点，而是法国革命传统的苟延残喘

从这种观点看，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形成有意义的、持久的附属关系变得不可能。社会团结已经被持续地侵蚀了，牺牲在美国式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祭坛上

P024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对西方现代性剧烈怯魅的时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居民发现，不仅富裕没有与幸福相伴而生，而且两者好像悖逆而行

P028

毛主义的大部分吸引力与其说与严格的教义学说有关，倒不如说与政治战斗精神的审美层面有关

P033

福柯才得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成为他后期著作的标志。此后，福柯不再根据司法模式将“权力”构想为压制、否认或拒绝的能力。他反而将权力视为生产性的，视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而这一机制在身体、习俗和思想模式上烙下了可以辨识的清晰印记

P037

“五月运动”的反专制主义精神滋养了审慎的、持久的反极权主义政治信条的发展

P017

在后五月时期，法国左派分子意识到，调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朴素原理与反文化所探索的“快乐的知识”（尼采）是不可能的。

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迫使许多著名的“无产阶级左翼”坚定分子变成忠诚的人权倡导者。他们亲身经历了左倾主义的过激行为，并对他们看到的一切感到恐惧不已

P018

福柯开始想知道：左派分子对革命暴力的陶醉难道不仅仅是一种对政治施虐狂的法西斯式迷恋的左翼翻版吗？毕竟极权主义的批评者长久以来不是暗示了左翼独裁和右翼独裁只是彼此的镜像吗？

P027

有关知识分子良知的两条诫律：（1）拒绝对已知之事撒谎；（2）反抗压迫

P032

这一时期（“光辉三十年”1945-1975）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整个法国既被貌似无限膨胀的发展潜力迷得狂热不已，又被社会文化变化的惊人步伐扰得心绪不宁，这一惊人步伐瓦解了血多根深蒂固的、代代因袭的、有关习俗、家庭、住所和信仰的假设

P035

作为一种知识范式，结构主义的兴起与人文主义的衰亡相对应……结构主义的兴起与第五共和国严峻的社会政治困境具有相关性，与戴高乐任总统期间变得不可动摇的独裁统治的情绪有关。通过宣告主体性是无效的，结构主义者难道不是正在概括他们这代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挫败感吗？

P039

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里，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管理人员和专家。知识丧失了其原初的纯洁性，正如福柯在一些开创性的著作中所暗示的那样，知识几乎不是中立的，或者说几乎不是价值中立的，它被卷入了社会权力的维护之中，是“规训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P043

左倾主义阐发了一种容许学生激进分子来表达其政治变革渴望的解释框架，依据的是：（1）共产主义史诗般的历史性失败；（2）权力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空隙的新方式……受工人自治传统的启发，左倾主义提倡一种“横向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模式：社会自组织

P045

卡斯托里亚蒂斯得出了更加激进的结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失败需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缺点。作为一种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暴露出对总体性和统一性的强调，这种强调与人类条件的多样性不相容，也与历史斗争形式的复数性不相容。卡斯托里亚蒂斯与他的同事们意识到当代现实经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既不能被理解，也不能被渐进地改造

P50

且不管其贫乏的物质处境，传统工人阶级至少被允许思考自己的思想，似乎晚期资本主义的归化者不再拥有这种奢侈性乐趣。本真性被消费享乐主义的诱惑重新定义

P051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关于现代城市是工业化的“居住机器”（machine for living in）的构想出现了鲜明的反乌托邦转向

P064

二战后的经济繁荣不需要青年人直接加入劳动大军，中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人反而拥有了可供支配的、自我反思与自我修养所必要的闲暇时间

P065

20世纪60年代开启的社会风俗方面的变革被描绘为“一个后唯物主义价值的转向”。……“发达工业社会正经历着一场转变——从经济与人生安全……转而更加重视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二战”后的青年人越来越能够将注意力转向品质的和精神的追求

P070

“五月起义”引人注意的方面之一是一些列学生抗议很快便行为一场对法国社会可感知到的缺陷与不足的全面攻击。

P080

自从马萨林（Mazarin）和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过度的中央集权意味着控制力巴黎就等于控制了法国

P085

街垒的建造是一项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行为、一项纯粹喜悦的行为

P092

事后看来，浦鲁东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反专制主义的工人自治思潮的先驱者，而这种工人自治思潮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快速蔓延。不仅他的学说预期了工团主义，而且这些学说也预示了工人自治浪潮，后者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第二左翼”（Second Left）和法国左翼天主教民主工会（CFDT）

P097

法国工人的阶级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日益重要的是技术能力和管理效率，这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阶层更善于接受学生积极分子的要求……技术工人和学生试图挑战法国组织文化准封建的等级结构

法国工人阶级的突出特征之一始终是厌恶革命

P104

“五月风暴”就学生和学生而言构成了一个突破点，只要他们不再信任政党、工会等政治代表的传统形式，他们自己就会自发地组织成自主的、平等主义的集体

P105

自由社会主义的理想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事后回想而已，反而“自恋文化”（culture of narcissism）全力以赴地到来了

P107

从新共和主义视角看，个人主义的兴起和早期共和主义共识的破产意味着法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坚定拒绝英美自由主义）成为后五月时代的主要原因之一

学生和工人援引了开放性、公开性和直接民主的准则，以便反驳控制社会的新型专家治国论模式

P108

“五月运动”瞄准了非人格化的、官僚主义的和高度形式化的社会化，而这种社会化的运转“不会考虑人”（马克思·韦伯），因此，法国的日常生活被永久地改变了……民主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稳定”。它反而指出了一条政治路径，这一路径规定权威必须按照逻辑推理的方式证明自下而上的形式是合法的，而非默默被接受

P109

“五月造反”试图重新校准发达工业社会中社会化的基本动力。它体现了一种尝试，试图将社会权力的场所远离“异化的体制”，转向联合个体的控制

P111

对于大部分外部世界而言，“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次高尚的尝试，试图重新激起中国共产主义衰退的革命热情

P112

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公开立基于斯大林主义的专制模式……毛泽东将去斯大林化视为一次威胁全世界共产主义成功的、可耻的意识形态退步

P113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的中国版本。他曾经声称，这将是一场“没有枪声的全面内战”。其中一个目标是消除阶级调和论的危险，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

P125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状态是一个自闭和的、自生的概念体系……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性，阿尔都塞试图保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洁性，不管这种理论在现实中如何糟糕地进行到底。

法国共产党以轻蔑的态度看待结构主义，因为结构主义鄙视历史，支持不受时间影响的“结构体”（construct）。马克思主义引以为荣的是它的历史理论，因为这种历史理论预言了资本主义的衰落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

P141

“五月起义”的目标不是按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去夺取政治权力，而是使政府、教育和车间中的决策过程民主化

P153

对于法国女权主义者来说，1970年是元年

P159

处于同性恋者权利斗争的最前列的是毛主义机关刊物《一切！》

P16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的解放运动在政治上获得如此成功，以致它们作为运动最终使自身变成多余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竟出人意料地表现了法国社会运动的衰落

P194

“五月事件”让法国自吹自擂的知识分子领袖阶层感到很意外……令他们吃惊的是，也许是第一次，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追随者而非领导者的奇怪位置上。就其本身而言，“五月风暴”敲响了先知知识分子的丧钟：这类思想家掌握着进入历史的特权，并由此承担着向愚昧大众解释历史进程的任务

P198

通过讲述自己的过去，自由的哲学家萨特逐渐意识到他的性格和人格是如何永不磨灭地由其家庭出身塑造的——这证明超越他们是多么地艰难……他是黑格尔所定义“苦恼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的完美体现

P200

介入知识分子（committed intellectual）

P203

萨特费了前十年的时间来尽力融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一种关于存在的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不能胜任历史目标和政治目标

P208

结构主义以一种对富有意义的人类改善的前途持自我消除的犬儒主义为特点，它在一个极端的政治幻灭的时代里变成风靡一时的范式

P209

在很多方面，“五月事件”成为萨特思想的强劲有力的证据，尤其是他完全相信，尽管客观条件不利，但是男人和女人有能力通过独立自主的意志行动来积极地影响力是事件的进程

P211

萨特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使命被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张力撕碎了。一方面，知识分子声称从“普世”立场或从普遍有效的知识的立场来发表意见。然而，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总是为特殊的社会利益服务。

P213

学生造反的主要优势之一——强烈地厌恶僵化的、传统的组织结构——也是它的主要弱点之一

P214

萨特认识到学生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催化剂”。它同时预兆了一种全新的、没有限制的自由观念，后者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废除严格的等级制度、既定利益和未经授权的社会权威对学生革命分子的意愿来说是最重要的议题

P216

学生们对结构主义的厌恶是彻底的、根深蒂固的。对于他们来说，结构主义意味着目空一切的知识分子精英（新“主人思想家”）神秘深奥的话语。他们感觉到结构主义对“科学性”的诉求是一种他们竭力瓦解的管理心态的意识形态表达。毕竟，结构主义者公开宣布历史和事件本质上不再存在。学生们借由语言行动，凭其可以支配的各种方式努力去证明结构主义者是错误的

P230

“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将他们自己理解为民粹主义者，而非先锋队队员——这是萨特所欣赏的另一个品质，由此他们试图融合卢梭思想与毛泽东思想……萨特逐渐明白了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一部领导者背叛人民大众的历史。他相信，通过与人民大众达成一片，“传统知识分子”能够克服这样一种使命的自我矛盾——这种使命是知识（观念上是“普世的”）服务于统治精英的目的

P233

萨特的暴力与道德的等式——他相信暴力是再生性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人性再生的先决条件——突出了一些与他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更普遍的法国革命传统有关的基本问题

P234

对萨特来说，被压迫者身上表现出来的暴力就其例证来“以暴制暴”而言是合理的：其目标是摆脱压迫或控制的暴力……萨特辩论到，尽管这些手段是令人讨厌的。他断言这事实上是他们唯一的、可供他们支配的手段

P236

萨特对融合群体的溢美之词与其持续的革命浪漫主义是一致的。与序列化群体相比，融合群体是介入的、充满活力的，并且是勇敢的

P237

为了抵消群体消耗的诱惑和危险，萨特赞颂了革命“誓言”的好处。誓言迫使个体成员受制于群体及其目标——如若违者则以死论处。正如萨特所解释的那样，誓言是“在群体中建立一种对成员们施行绝对暴力统治的（为了每一个人而被众人接受的）一些列真实手段……发誓就是作为共同的个体来说话：如果我搞分裂，你就将我杀死”

P240

在萨特的眼中，主体间性取代的是一个相互认识的过程，在内在本质上是对抗性的……“他人就是地狱”。此处的问题是萨特的社会本体论缺乏人类相互关联性的积极意义或设想。所以，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关于人类群体的观点因序列性问题或群体内爆而失败，也就无足为奇了

P242

在萨特看来，知识分子比人民大众更好地理解历史进程的主张常常是不可信的

“五月事件”改变了他对知识分子角色的判断。他得出的政治结论之一是“五月造反”是知识分子作为普世价值的守护者的传统观念过时了。“五月起义”显示了学生和工人完全有能力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诉求。

P243

萨特强调了知识分子使命的矛盾本质。一方面，知识分子以虔诚的德雷福斯护卫者的方式试图与美德、正义和真理的普世价值结盟。然而，处于同样的原因，积极社会的畸变又系统地阻止知识分子去实现这些价值

他总结说左翼知识分子从没解决他们的普世抱负与职业排他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排他主义迫使他们安于现状……他认为知识分子是黑格尔“苦恼意识”的典型体现

P257

萨特临终前总结说，博爱不能再被“政治”生产出来。从罗伯斯庇尔到列宁到毛泽东，左派的政治梦想全都流产了，它的新担保者就是伦理学

P263

莱维继续逼问。假如博爱是经由共同敌人的纽带创造出来的，正如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所论证的那样，那么敌人被杀戮后会发生什么事？革命者不可避免地相互残杀吗？他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寻找一个新敌人吗？……暗示说他与萨特赞同的“造反暴力”（insurrectionary violence）实际上只是一种“群众暴力”（mob violence）

P264

通过区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相对于其变量的语言的结构性常量与个体言语行为的偶然体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似乎给真正科学的语言研究提供了基础

对历时性或历史的忽视——结构主义的说法是“事件”领域——结果证明是结构主义的“阿喀疏斯之踵”（Achilles’ heel），因为结构主义钟爱的常量如果像这种范式所主张的那样是全然决定性的，那么解释新事物的来临则会变成不肯能的

P286

恰恰在结构主义加强了对巴黎知识分子理论控制的那一刻，它的局限性也被强烈地感觉到了：一种偏爱体系、精确、逻辑和栅格的阿波罗精神；对戏虐、多价和矫揉造作的相关忽视——标新立异的法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例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青年学生一代将以此种方式来反对形形色色的“主人思想家”

P288

面对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可以重新表述如下：就所有智力活动的“罗格斯中心的”（logocentric）偏见对享乐（jouissance）、他性（otherness）和差异实施了系统性的压抑来说，是否有可能构想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公正地对待这些迄今为止边缘化的、被排斥的要素的新理论范式呢？

P292

克里斯蒂娃试图赋予符号空间一种显著的“解构的”（deconstructive）维度。空间的首要优点之一就是它依然敌视以各种压抑形态存在的先验主体的综合趋向。空间是“没有主体的意指”、西方形而上学的公敌和不可救药的罗格斯中心主义偏见的随从。它有可能以一种新的、非线性的、“母性般的”时间性的名义去炸毁作为“进步”的历史的线性时间

P295

不像将艺术束缚在各种外在的宗教目的和政治目的的以往社会，民主政体为艺术提供了探索全面形式革新与形式革新能力的回旋余地。相反，在革命政制的条件下，文学现代主义的实践者或者遭受打击、沉默无语，或者被送到集中营

P29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伏娃等第一波女权主义者认为母亲身份是女人自律的敌人，而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逐渐把母亲身份视为女人成就感的顶点

P300

只要克里斯蒂娃的解构主义式的女权主义拒绝全部在女人的自我定义方面的尝试，并将之作为在认识论上是退化的，它就冒险将女人在政治上置于一种永久边缘性的境况之中

P327

对于《太凯尔》派来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优势之一就在于它给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履行他们在历史上被规定的革命先锋的角色

P335

自从“主人思想家”罗兰·巴特、福柯、拉康和萨特于1980年前后去世，哀叹法国知识分子的衰落变成了一种时尚。批评家经常援引法国教育制度——是民主化的，不再是特权精英的训练场地——的机构性改变以及大众传媒的兴起

P344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特别指出的那样，“五月风暴”与其说是革命，倒不如说是街头剧

P347

在图海纳看来，“五月风暴”与其说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造反，倒不如说是一场反对政治上的专家治国论的起义。争论的关键问题与其说是经济的问题，不如说是谁有权力做决定的问题

P358

福柯比其他任何人更敏锐地意识到信息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武器。同样，他对无定形的权力（amorphousness of power）的新洞悉导致了对法国传统的作家使命圣神化的相关怀疑态度

P367

阶级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全部……民粹主义观念认为政治的真正目标是为那些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人（被排斥者）代言。整治行动的新目标是为那些被系统地边缘化和被排斥发言的人创造一个空间，并且当他们的捍卫者是政党、联盟和那些假定为他们代言的“先知知识分子”时就要以一种证明是不可能的方式来创造这一空间

P373

意大利左翼团体“持续斗争组织”（Lotta Continua）……它发展了一种将下层的或流氓的无产阶级作为补充的、附加的革命力量的理论。因此，这一团体开始将组织策略从工厂转向了所谓的大城市的大众社区或贫民区

P389

不再迷恋传统的左派，不再对工人阶级以及工会领导者的改良主义方向抱有幻想，许多左派分子在后五月岁月里觉得与社会的边缘分子同甘共苦是正确的，以便激活在此之前未被利用的革命潜力……革命多元主义（revolutionary pluralism）

P405

索尔仁尼琴关于苏联古拉格群岛的开创性著作出版以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范式以一种全新的道德视角被理解，并且被发现是严重不足的。这两种范式被看作是赞同社会控制之压迫逻辑的“合法性的科学”

P407

几十年来，左倾的巴黎知识分子努力把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与其各种具体的历史变形分离开来，由此抱着这样一种期望，即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所展望的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仍旧令人心动地出现在地平线上

P410

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本质是扎根于这一学说的历史政治暴行之中的。马克思主义非正统的或改良主义的潮流继续抱有这样一种期望：只要马克思的思想被正确地解释，社会主义人道终究会到来

P411

新哲学家们在另一个重要意义上也是福柯的思想的传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是福柯的“权力——知识”的二分体：知识（而非像哲学家所论证的那样是解放我们的某种东西）自身是权力行使的观念；没有知识形式是无功利的或价值中立的论点；相反，所有深刻的见解都与权力关系的生产和维持有关

P414

1978年，佛朗索瓦·弗雷宣告：“法国大革命结束了”。随之，先知知识分子——善于展望人类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的政治洞察者——消逝了。普遍知识分支从其灰烬中再度重生

P419

对左派分子间歇期的主要讽刺之一就是，尽管经济上有特权的学生激进分子越来越认同工人阶级，但是法国工人的主要目标是加入到总产阶级的行列

P424

19世纪无产阶级斗争的图景被粉碎了，并完全被重构了：“移民、青年人、犯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每一个被排除的人、所有‘全世界受苦的人’、所有处于社会边缘的人，都变成了革命关注的目标

P426

“五月造反”不朽的教训之一关系到法国政治文化的本质。“五月起义”体现了一种对法国长期存在的、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模式的彻底抛弃，人们可以将这种政治模式追溯到路易十四的绝对统治

P428

“五月运动”不朽的遗产之一是重建法国的社团生活，因为它刺激了一场对法国长期存在的政治集权传统的大逆转……社会不再被贬低为国家管理的被动对象，它反而被视为一个积极行使公民权的场所，一个集体意志形成、社交活动、身份建构与政治参与的领域

P430

社团生活的扩张反映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更显著的转变：从乡村向城市的持续移居、与福特主义（Fordism）消亡相对应的工会成员人数的减少、白领专业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的增加和高等教育的民主化，由此导致普通民众的文化提高……一种新人道主义的意识（关系到剥夺社会群体权力的公民责任）和一种政治参与方式（显然不同于资产阶级普遍主义的公民权理想，也不同于以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社会为名义的传统左翼战斗精神）

P433

“光辉三十年”的丰裕成果是，学生激进分子希望看到“想象力当权”。结果是他们终结了一场想象的革命（imaginary revolution）。一场总计900万人的大罢工——法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蜕变为文化革命的娱乐性自我专注与一代人的自我陶醉，也就不足为怪了

P440

“五月造反”关键性的政治进步之一是其以非传统的方式来察觉统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