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鲁西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33-8770-0 2014年10月

P5
位置、距离、方向是空间构成最基本的要素，三者又是互为前提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空间的内在关联性。

P10
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有三个根源：一是自然的多样性，二是人群的多样性，三是人群对多样性自然的适应、应对与抉择的多样性。因此，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是绝对的，而一致性则是相对的。

P11
基本经济区 key economic areas

P17
核心区、内地的边缘、边缘的核心

P18
乡村聚落形态，聚集型和散布型

P22
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它本身就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同时，城市还是一种文化权力，用以标识统治者的正统或合法性，区分华夏与非华夏、王化之内与王化之外的象征符号；而城墙则主要用于划分内外的人群。总之，城市主要是与乡村聚落对立的，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城市与乡村并不是所谓的“城乡连续体”

P24
质言之，在丰富多彩的区域多样性与多元化背后，中国文化景观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或“统一性”任然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一致性”或“统一性”是根本的、最基本的，而区域多样性与多元性则不过是“统一性”前提下的一些具体表现形式而已。

P26
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生产条件下，经济生产活动中存在着一种超越家庭、自然村落和较小区域形成、组合并逐渐向社会经济区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官府干预或参与虽然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毕竟是来自于外部的推动力

P37
“景观多样性”主要表现在自然景观、文化景观与景观认知与意义的区域差异三个方面

P45
“历史进程与道路的多样性”，它主要表现在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历史发展诸要素的区域差异三个方面

P64
在“多样性”的思想方法中，朝廷的殿堂与乡村的庙宇、核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同等意义的存在，是并列共存的关系，并无上、下或重要、次要之别

P73
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
(一)中原道路
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北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在社会经济形态方面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集中”……“中原道路”下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动轨迹，与王朝兴衰更替的轨迹，基本上是对应的；以王朝更替为核心线索的历史叙述与阐释，基本适用于“中原道路”
(二)南方道路
在进入帝国时代之前，南方各地区由古文化、古城向古国、方国的演化，主要是按照其自身社会关系与文化传统向前发展的结果，而其进入帝国时代，则是被动的……稻做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南方地区分散、自给乃至自治的倾向……南方地区历史上几次较大的经济开发高潮，都是在中原王朝衰落或者分裂的背景下展开的
(三)草原道路
游牧的草原地区，可以说是分散化与平等化的世界，分散、平等、自主乃是普遍的生存原则；而频繁的移动则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都是短暂的、易变的；个人对所属牧团或部落的认同，以及对部落领袖的效忠，都不必是永久的……经济形态以游牧经济为主，辅之以狩猎、农耕、掠夺和贸易；其基本社会结构是分支性的；其“国家”之形成乃是一种争取、维护资源的重要方式，其国家形态主要表现为战时的军事体制，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只有在据有汉地后，才可能结合中原帝国的基本构架，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帝国
(四)高原道路
封闭与孤立的生活形态强化了青藏高原居住地域的多样性，并形成离散的倾向；而频繁的迁徙则促进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汇，促使了统一性的形成，同时却也在破坏这种统一性
(五)沙漠-绿洲道路
小国寡民，君主制

P93
适应、抉择与互动：历史道路区域差异的形成
（一）适应
是指人在特定环境下所做的有益于自身的生理和行为的调整，也是人群从系统的外部环境获得充足的资源或便利，以及随后把它们在系统中进行分配的过程
(二)抉择
应当是指运用勇气、智慧及偶然性，在固有文化传统与制度之外，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将这种方法作为“正确的”或“有效的”方法传承给下一代
(三)互动
互动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是将固有文化系统与外来文化特质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系统的过程

P110
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西藏高原高寒区
三大经济带——旱作农业经济带，稻作农业经济带，游畜牧经济带

P151
经济资源并非中国历代王朝赖以建立并保持其对全国统治的根本性基础，经济发达之区也不必然被王朝国家视为实现统治的根基而受到特殊重视，并给予特殊优惠政策以确保其相对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恰恰相反，经济发达之区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王朝国家重点掠夺的对象，是利益受到损害的地区

P158
收到历代王朝特别重视、据之即足以控制全国的特殊地区，并不一定就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主要是可以提供王朝统治所依靠的兵甲（军兵）、衣食（财赋）、人才（文武官员）以及合法性的地区，即兵甲所出、财赋所聚、人才所萃、正统所寄的地区

P212
中国历代王朝核心区的转移表现出由西北向东北、由关陇向幽燕移动的轨迹，元、清二代的核心区更是跨越长城，兼括草原与农耕地带，充分说明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并不取决于农耕经济的发达与否

P238
许倬云“内在的边陲（internal frontier）——在道路体系中，它是空隙，是小径交叉的地方；在经济体系中，是走私贸易等非正规贸易的地盘；在社会体系中，是游离的社群；在政治体系上，是政治权力不及或较为薄弱的地区
……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 国家权力相对缺失，政治控制相对较弱，地方社会秩序之建立多有赖于土豪等地方势力；而国家为达到控制此类地区之目的，多采取因地制宜地变通方法，充分利用地方各种势力，遂形成了政治控制方式的多元化
第二， 可耕地资源相对匮乏，且开发利用难度较大，而山林、矿产资源则相对丰富，从而使边缘区域民众采取多种多样的生计方式，并由此形成了经济形态的多样性
第三， 人口来源复杂多样，很多为逸出于社会体系之外的流民、亡命等，属于所谓“边缘人群”；其社会关系网络多凭借武力，或以利相聚，或以义相结，或以血缘、地缘相类，具有强烈的”边缘性“
第四， 文化上的多元性，特别是异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原始巫术、异端信仰与民间秘密宗教在边缘区域均有相当的影响，使这些地区在文化上表现出独特性来

P251
“内在的边缘“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
首先，往往是古代中国诸种社会动乱的策源地
其次，有可能成为新生力量与新生因素的发源地
最后，其之普遍存在，是我们对传统中国体系的空间结构及其形成过程提出新的认识

P325
虽然并非所有的权力中心（特别是宗教权力中心）都位于城市，但几乎所有的城市都积聚了其所在社会的大部分权力

P327
中国历代王朝都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营建以都城为中心的各层级中心城市，固然有很多具体的考虑，但最基本的动因则仍主要是借此以宣誓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统性权威、突显凌驾于臣民之上的国家权力，并在更大空间范围和社会范围内获取更多的权力

P328
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它本身就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同时，城市还是一种文化权力，是用以标识统治者的正统或合法性，区分华夏与非华夏、王化之内与王化之外的象征符号

文化构建

P329
古代城市的“文化权力”更重要的是来自对礼制的遵行

P332
在帝制时代的城市意象中，城墙更主要的乃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是一种权力符号

P336
城实际上主要被用来“盛官”……自然形成了城内与城外的功能分野：城内主要是行政、文教与士绅住宅区，而城外则是商业、手工业与普通民众聚居区

P338
我们更倾向于强调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划分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不仅是政治制度）安排而产生的，是权力（不仅是政治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并非“自然的”或“必然的”结果

P342
制度安排、运作及其变迁，城市空间、城墙、标识性建筑或地理事物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其蕴含的文化权力及其在城市社区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应当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研究的两个新切入点

P358
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特征，至少是不完全准确的，它既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时段，也不能适用于所有治所城市

P361
城外街区的发展，与其说是由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而引发的对城垣的突破，毋宁说是一种原始的趋向：城外街区较之于城内，更便于体现城市的另一方面（噎死必要的方面）功能：生产（手工生产）与交流（包括物资、人力乃至文化交流）功能，具备实现这些功能更有利的条件

P374
乡村聚落形态——散漫型、积聚型

P401
散居，而不是集居，是人类居住的原始倾向和自然选择；聚居，则是在历史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逐步形成的

P404
导致集居村落形成与发展的因素：
1） 人口的增加
2） 安全防御
3） 社会经济的发展
4） 宗族制度、文化与积聚村落之形成、发展之间的关联
5） 政治权力

P413
集村——村落共同体
散村——地域共同体

P418
集村与散村状态下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控制方式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别：在集村状态下，村落构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而在散村状态下，则以若干自然村落组成的地域区块，构成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