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6日星期一
南诏大理国科学技术史
李晓岑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27936-1 2010年7月
P3
洱海地区的乌蛮分为六个大的部落，称为“六诏”。浪穹诏（今洱源），施浪诏（今洱源三营），邆赕诏（今邓川），越析诏（今宾川），蒙舍诏（今巍山东南），蒙嶲诏（今巍山西北）
P4
公元8世纪初，吐蕃在滇西的漾水和濞水架起了两座铁索桥……这标志着中国铁索吊桥的发明
P6
南诏剑，大理刀
P18
当时对外交通主要是以下几条通道：（1）经宜宾进入中原的石门路；（2）经广西百色再到南宁的通道；（3）云南与骠国、天竺相通的川滇缅印古道，又称为“南方丝绸古道”；（4）与南部的女王国、真腊、八百媳妇国相通的道路；（5）通往西藏的“茶马古道”
P54
宋代西安的《华夷图》（1136）
《张温胜画卷》
P56
南诏时期，对云南地理记载最详细的书是樊绰的《云南志》，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舆志
P80
南诏最著名的武器是铎矟
P85
铎矟，浪剑，郁刀
P170
迄今为止，云南也没有发现明确的大理国或元代的瓷窑址
P189
从南诏大理国遗留下的两幅画卷可以看出，当时大理地区的建筑与内地的建筑形式相同。但在建筑色彩上多使用强烈的红色，瓦则采取灰黑，黄等不同颜色，加强了房屋色彩的上下对比，形成一种既强烈又雅淡的格调
P196
五华楼
P225
水稻与大麦复种
P228
南诏时期，云南的梯田建设已有很高水平，受到了内地人士的称赞，樊绰《云南志》卷七
P245
北宋元丰年间，宋政府就已在广西邕州（今南宁）设置了专门购买大理马的官吏。南宋绍兴年间，又在邕州设提举买马司
2016年12月25日星期日
《祖先的历史变奏-大理洱海地区一个村落的操演》
大概是今年看到的国内人类学者最学术的一本书，没有因为自己是喜洲人而不中性……斯大林模式下的民族政策，完全是割裂历史的愚蠢行为……不知道吴文藻、费孝通和傅斯年如有一聚回想30年代对中国民族人类学的研究分歧，不知相互之间作何感想……还是傅斯年了解中国……
2016年12月23日星期五
祖先历史的变奏——大理洱海地区一个村落的身份操演
赵玉中
云南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482-1932-3 2014年4月
P2
伊佩霞（Patricia Ebrey）认为，“姓氏”是中国周边的非汉族部落社会卷入“华夏我族”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媒介
P9
（王明珂）然而随着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资源分配、分享关系也随之变化，因此造成个人或整个族群或民族的认同变迁
社会记忆
结构性失忆 structural amnesia
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
P11
双重意识 double consciousness
P17
美国人类学这路易莎•谢恩（Louisa Schein）就认为，文化是不断被生产的、偶然的和可配置的，其特点是固化某些特征和制造某些传统，以支持和/或颠覆权利关系
P19
构组文化 culture-as-constituted
实践文化 culture-as-lived
P21
在民族国家对其边界之内的边缘人群实施“文明教化”（civilizing）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政治和文化精英往往成为民族国家贯彻“文明教化”的代理人和共谋者（compradore elites）
P28
杜、何两姓的祖源记忆在1500年前后有很大的不同
P29
这一时期许多家族族谱记载中的世系，断代情况亦非常普遍
P84
并以此在地域社会中结成灌溉用水的分水同盟
P89
在洱村所处的地域社会空间之中，我们依次看到了洱村人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表达的不同层次的身份认同：家、登、村以及本主社区的认同
……
认同的边界是流动和可变的
P91
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基于姓氏之上的祖源论述，呈现出显著的“摇摆”特征，即他们的祖源叙事往复地摇摆与“汉/夷”之间
P92
有意义的祖源
P93
文化解释的世系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descent
P100
在元朝的碑刻中，并没有出现如此强烈又紧张的自我认同感。明朝统治以后，祖源之说才开始有明显的变化
P120
族谱是对宗族起源和宗族成员之间关系的一套主张，也是一种政治声明，或是“反映了其编篡者的政治策略”
P127
“名家大姓”的祖源表述也不应该完全从其处理外部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还应该考虑到这种表述方式在其地域社会内部脉络中的意义
P141
在元明以来的各类文献中，“名家大姓”的族群身份就这样一直处于“两可”之间——自认为是“汉”，同时却被国家及其周围的群体视为有别与“汉”
P143
大理洱海地区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使这一地域社会空间中不断地汇集起驳杂的历史记忆与歧异的文化传统。元明以来，这些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即已成为“名家大姓”们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处理其身份叙事的历史文化资源
P145
主张“民族”为一近代国族主义下“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传统文化”为“发明的传统”的族群构建理论，往往忽略了华夏与其编裔人群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交互过程
P158
少数民族历史的书写也因此成为“一个后续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即服务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政需要，也可以在理论上说明他们在国家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现实处境
P160
人类学者在改革时期的使命，应该在于更正过去社会主义教条下所犯的错误，从理性与客观的科学原则去探讨少数民族的认同问题
P161
在民族历史的书写中，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会“想当然地”将语言、体质、习俗等文化特征当作划分人群范畴的客观依据，并力图通过对这些文化特征的回溯性研究，将某一人群想象或建构成一个“历史实体”
P163
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却给少数民族搭建了一个重新诠释与构建自己社会历史文化的舞台。籍此，少数民族的知识精英开始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的历史编撰所遵循的理论范式提出了辩驳与挑战
P166
白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边界并非不可跨越。当地人往往通过改变居住地和语言的方式来跨越族群边界，而且这种跨越是相互的，也是经常性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社会组织方式、宗教生活、物质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特征都没有明显的差别
P191
所谓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指派和解释新行为、新价值和新认同的意义的象征过程，而不是“原有”文化特征或习俗的实际保持
P193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度框架使得“民族”的身份被永久性地固定。从此，在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一个“民族”往往被等同与一种“文化”，一种“文化”也往往被等同于一个“民族”
P195
20世纪5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书写，是一个“后续的意识形态工程”，即服务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政需要，也服务于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巩固。然而，在这一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书写中，知识精英们往往将那些在国家民族制度框架中被正式赋予“民族”地位的少数民族当作研究上的出发点或历史上的终结点
P197
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溯源”研究，其实与“名家大姓”基于姓氏之上的祖源表述一样，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们或通过追溯一个“有意义的本土源流”，努力地将其家族或民族的历史固定在一个不变的过去，进而将其家族或民族“历史实体化”，将其民族“文化本质化”，以此来合理化其在当下社会情境中的现实处境。两者的不同点仅在于，民族知识精英有关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溯源”研究，不仅重新建构了地方社会的历史与文化，而且将会深刻地影响当地民众对其所处地域社会的历史文化及其族群身份的认知，从而成为他们在现实的社会情境中操演其族群身份的文化资源之一
P198
本地历史意识 nativ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P222
在理解群族关系的结构时，可以将文化与族群认同看成是两个独立的实体。他说，实际上少数民族自己及政策制定者并不做这样的区分，他们坚持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分离性，目的是要在心理上或是在政治上合法化少数民族独立的社会政治地位。因此，一个群体的认同转变并不要求群体成员去改变他们的文化；需要改变的是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认知与诠释，以合理化他们的新身份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 culture as a way of life
作为政治行动象征的文化 culture as a symbol for political action
P 224
王明珂认为，需要强调族群文化特征的人，常是有族群认同危机的人
P225
“构组文化”与“实践文化”两者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协商/竞争”或“妥协/援用”的“生产”状态
P242
在现实的社会情境下，“民族”这一族群身份业已成为资源博弈的工具
在历史过程中族群认同的流动性、情境性与可塑性
P246
在资源竞争与分配的社会政治格局下，他们对“民族”认同的表达，往往通过对知识精英建构的“民族”文化符号的援用来加以达成。这种在共时性的层面上看似“矛盾”的文本表达，于洱村人而言，都是其处理各种内外、上下社会关系时的生存策略
P248
知识精英对民族的“历史实体化”及“文化本质化”的建构与诠释，过滤与遮蔽了元明以来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在华夏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与族群认同变迁，从而不仅从根本上忽略了华夏的边裔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进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也以民族文化上的差别消解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性或一致性
2016年12月19日星期一
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薛凤旋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962-04-2818-0 2009年4月
Pxi
中国文明的基本，及其价值观体系，乃儒家思想。它所揭示的人与天（地及自然），人与人和国与国的关系，支撑了一个大国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的进步、繁荣、扩张和秩序的稳定
……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因为它是行政、教化非农经济活动等的支点，也是为农村和农业服务的中介地
P023
大地湾二期……前殿后寝
筑城墙和大型建筑的高台阶的夯土技术，在商代已经很成熟和普遍
P028
张光直认为初城和当时的农村并没有质的分别。换言之，在经济上，城乡的差别仍不大，初城和扩大了的有防御设施的环壕聚落中的“大房子”更近似
P042
龙山时代城墙的先挖沟，再以木板两边围起夯土的办法，以及由城墙配以护城河的防御方式，已被普遍施用
P044
新的精英阶层以及从属于他们的提供服务的阶层，从不同的以氏族为基础的旧聚落迁出，搬进新址上有新建城墙的新聚落……这些龙山城市的特色吻合了古书所记载“筑城以卫君”的中国城市最初兴起的原因
P065
上述这些城都有城墙，甚或护城河，但二里头和夏代的区域中心除外
P097
孟子说“文王，古西戎也。”
P100
西周并不存在城乡之间在文化或行为上的分异
……
而这些为王朝服务的行政管治中心，都采纳了新的以《考工记》为代表的“营国制度”，即城市等级原则，和城市规划原则，即以体现对封建和敬天祭祖礼仪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
周王朝……国都镐的城邑，以及副都，成周（洛阳）的城邑
P102
西周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四大原则：
1） 城市建设是先有规划，而规划式以成文落实和记录下来的
2） 该新城是按传统的天地和方位概念来规划并决定其四边走向的
3） 完成上述后，要举行两次包括献牲的祭礼……
4） 建城的工匠都预先配置，并有明显的分工
这些记录也显示出西周城市的规划特点：
1） 城市按指针四个方位准确定位
2） 城墙一般正方或长方形
3） 城市选在平地而临近河边
4） 主要政治和宗教性建筑都建在夯土台基上
5） 将城市划为功能分区
6） 城市建设先营宫室、宗庙、厩库次之，居室为后
P105
西周的确将三代的城市文明发展至一峰顶……选点和土地利用规划上形成了的中国特色，即反映中华民族世界观或儒家思想的城市文明和城市规划特点：
1） 选址
2） 方向
3） 布局
4） 王宫及行政中心位于城的中央
5） 宗庙及社坛两组祭祀建筑……
6） 城墙
7） 市井
8） 城市的大小及等级
P111
成周亦开创了内城与外城东西并列而不是同一中心的同心圆城市布局的例子
P123
秦形成了新的中央地方行政体系……中央政府，府（州），县，乡等四个层次
P125
秦形成了一个三级城市体系，即首都、郡治和县治
P131
汉承袭了秦的城市化和城市概念，城市成为王朝的有效率的行政工具
P132
这些以周边农业地区为对象的中地式（central place）功能，成为有汉约四百年的城市文明和城市性质的主体
中国的城市文明的突出地方简括为以下五点：
1） 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为行政需求
2） 城市大小分布及其功能金字塔与行政体系的重要性和等级序列相对应
3） 城市的主要服务对象式其直接腹地，即它所处的农业区域……城乡关系非常紧密，并且是互补而不是相对立的
4） 工商业是城市的重要产业，但不是其主要功能
5） 城市的土地利用分布和功能结构反映出不同功能的重要性序列……
P133
武帝更下诏将行政功能和城市发展连在一起：所有郡治和县治都被定性为城市，并设有“市肆”。因此，他为以后历代开创了中国行政型城市体系的指导原则
P139
长安式中国首个几乎完全按照预先规划并在空地营建的皇朝帝都。它虽然严谨地依循《考工记》的规定，但由于地形的影响，在外观及土地利用布局上难免稍有偏离
P156
（唐）商业的繁荣使自周代以来对城市基层住民和工商业活动的严格管理的行政体制——坊市制度，开始崩溃
P183
宋代城市中的勾栏和瓦子
P190
在两宋的商业社会中，城市与农村的分别变得明显
P321
在城市研究中，有必要探讨是否存在一个一般性的城市理论（general theory）。这个理论应考虑两大方面：
1） 城市不能和周边农村或非城市地域分割，而城市文明只是地区文明的一部分。从价值观、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看，城乡不应是两极
2） 从宏观文明的角度看，只存在“西方”与中国两类城市，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西方”城市的变化比中国城市的变化较大
P329
中国城市的几个特点
1） 城市的核心区式行政和宗庙结合的功能区
2） 背北面南成为重要的公共建筑布局的主导原则
3） 科举和官学（包括私学）机构是城市的重要设施
4） 城市的行政、宗教、教育等设施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的腹地居民而不是市内居民
5） 工商活动一般在空间布局和营运上收到歧视和严格控制
6） 城市虽设城墙和门卫，但一般上人员的往来和在城内居住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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