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在合作中的重要性

凌纯声和芮逸夫两位学者的年纪相差不多，凌先生出生于一九0一年，芮先生长他三岁；两人的求学过程不同，凌先生自东南大学毕业之后，即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师从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MarcelMauss）与PaulRivet等人。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返国，芮先生求学过程坎坷，曾在东南大学就读，但在毕业之前大学就解散了，后来任职于清大图书馆，与赵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李亦园先生说：芮先生是一位苦学自学成功的学者，而凌先生则是一位早年得意自国外学成返国的学人，两人的性格与经历自然有很大的差距，而在做学问的态度与视野上他们两人之间更有很大的不同。治学方面，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芮先生治学「谨慎精细」，颇受美国人类学影响，而与欧陆文化史派的观点大相径庭；而凌先生则喜欢则大处着眼，研究领域扩及东南亚、环太平洋文化史等，深受欧陆史派人类学文化史观的影响。这两位先生虽然治学态度不同，但他们却是彼此田野工作的伙伴，曾有多年的合作，一起到湘西调查苗族，到浙江丽水调查畲族，到滇西调查佤、拉祜、景颇、摆夷、栗僳等族，也曾合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四川理番县羌族及大小金川的嘉戎族。

……其实我想关键是凌先生是常州武进人，芮先生是常州溧阳人（武进隔壁），在那个方言四溢的年代，也只有他们直接的沟通是最直接也是歧义最小的，也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调查对象面前讨论问题……试想，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和陈伯达合作，那是多令人崩溃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