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俊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SBN：978-7-5502-0898-8 2012年9月
P23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P41
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及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使研究者走出传统“书斋”的“直接观察法”
P63
栗峰山的张家大院隔着几块水田有个独立的小院，叫桂花院，是给傅斯年租赁的
P81
1941年至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栗峰山庄
……
北大文科研究所自1918年草创，那是的名称叫北京大学国文门
P83
1934年经胡适提议，北大研究院文史部易名为北大文科研究所
P87
傅斯年既是史语所所长，又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文科研究生治学主要靠图书资料，而战时中国唯有史语所拥有最完善的图书
1937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办临时大学开学，中外文图书仅有六千册。1938年年初到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外文图书总数也只有四万捌仟册……至八月间，所有图书完全装妥为321箱，分三批运至长沙。1937年年底，存藏南昌和运至长沙的220箱精品书转运重庆，后又转昆明……在傅斯年开来，抢救图书文物不仅是做学问的需要，也是一次保存历史文化的“衣冠南渡”
P89
（何兹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我终身难忘的地方》，《新学术之路》，819页
何兹全曾详述史语所的分布情况：
田边上斜对面是傅斯年先生住的桂花院。田边上是图书馆，也有几间研究室。进大门往右手转，三间厢房还住了两家青年研究员，我和胡庆钧各占一头。图书馆面对大门。后面还有院子，单身职工都住在这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堂也住在这里。柴门口是眷属宿舍，长方形四合院，主房五大间，各有隔扇隔开。中间一间空着，左手间劳幹家住，右手间潘悫家住。左手头上还有一间，逯钦立家住，向跨院开门。右手头上一间，是管财务的萧家住，向院中开门。岑仲勉先生家、黄彰健家、何兹全家、董同龢家、李连春家住对面。芮逸夫家住左手边偏房，劳干的父亲住在对面。柴门口去牌坊头过道处有个跨房，王叔岷家住。牌坊头是主院，史语所占用前厅，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主人家住。前厅中间大厅是史语所子弟小学的课堂。左手边是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日用品；右手是职工食堂，没有家属的人都在这里吃饭。小卖部后面有个小跨院，住着董彦堂（董作宾）先生一家。戏楼院，真有个戏楼，可见四川地方乡绅的气派。考古组住在这里。戏楼院外顺着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院子不大，院中有两棵茶花，枝叶茂盛，可遮盖大半个院子。傅乐焕，陈槃庵，住在这个院子里
P91
板栗坳的绿树丛中，掩隐着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
（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192页）：邓广铭写道：“我跟傅先生去，除了想求得他的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后方南迁的，只有史语所带了一个图书馆，大家都要利用他的图书资料。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著作”
P100
1940年秋，马学良随着史语所转移李庄板栗坳……在李方桂的指导下，马学良继续整理倮倮区的语言调查……他发现了元音松紧的特性，强调了其在倮语及藏缅语系的重要性……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几经补充修改，终于完稿。这是语音学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以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通过对撒尼倮倮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的重大语音和语言特性。1949年后，倮倮改称彝族，1950年，马学良的论文最终以《撒尼彝语研究》为书名，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
P101
任继愈读本大文研所的导师是汤用彤，副导师是贺麟。他做的论文是《理学探源》。理学盛于宋朝，但源自隋唐，且涉及佛教，需要考察《大藏经》。当时昆明没有《大藏经》，只有史语所有一部，于是任继愈随史语所到了李庄
P111
李庄六年，逯钦立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说文笔》《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等十几篇论文
P131
李庄前后，杨志玖写出了《阿保机郎经考辨》《新元史阿剌浅传正误》《寻寻法考》《元代中国人阿儿深人》等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分别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文史杂志》、南开《边疆人文》和天津《民国日报》等
P139
1946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回南京，临走时在李庄板栗坳立下一块“留别李庄栗峰碑”
P147
图书馆是傅斯年建设新学术的重要保证。李庄史语所图书馆“大门是一排九间，门内的大厅也是一排九间，中间的七大间是汉籍书库，这无疑要算大后方唯一的文史图籍最完备的图书馆。最后一进是西籍书库，还有些善本书分存第三院。这里共有中文书十三万多册，西文书一万多册，中外杂志两万册。因此，除了史语所的同人阅读之外，许多有关系的机关团体，都有人在这里研究参考”（《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1061-1066页）
史语所图书馆藏有四万幅金石拓片，多属名家旧藏，其中一大类即为唐代墓志。借用墓志考证史事，是游寿早已擘画好的治学道路
P163
唯有学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成为她（曾昭燏）人生最大的支撑。蔡元培评价过一种女性，“对于研究学问或改造社会有特别兴会，超乎性欲与狭义的爱情之上，那自可守独身主义，抛弃为妻为母的职责，而委身于学问、社会。”
落叶欲解红尘泪，看似无情却有情
P165
伦敦大学，学习考古，曾昭燏、夏鼐、吴金鼎王介忱夫妇
P166
1938年9月，曾昭燏舍弃在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任助教的优裕条件，离开英国
P169
直到1942年，曾昭燏、吴金鼎、王介忱才联合署名出版《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其中“点苍山下所出古代有字残瓦”一章，由曾昭燏执笔，全书的英文摘要亦由她撰写。由于当时印刷条件极为困难，全书数十万均由她用毛笔誊写，在李庄石印出版……后人评所“这本书对研究云南地区的远古文化及大理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且有开创性的功绩”（沈道初，《女考古学家曾昭燏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7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1941年春，曾昭燏参加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三家合组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团长吴金鼎，团员有夏鼐、曾昭燏、王介忱、赵青芳、高去寻、陈明达等
P173
1943年7月，曾昭燏与李济合著的《博物馆》一书由国府教育部署刊，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P247
他们却并不一定要骑在骆驼背上，他们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李济（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锁记》，218页
P270
傅斯年有一句名言“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罢？”傅斯年希望以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科学”
P273
1931年3月至5月，梁思永在后岗的发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是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梁思永还主张在发掘工地附近另租工作站，吃住在工地，仅在星期天回城休息和作下一周的准备，以提高工作效率。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站制度自此而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