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3478-6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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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中心——边陲”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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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夏代”，我以为是周人接下了商人的地位，奄有当时的天下，遂追溯商以前据优势的诸夏，构建了夏、商、周的系列，号为“三代”，诸夏的地区，在晋南豫中至豫东一带……诸夏部族推出的共主，并非王国……认同于一个共同体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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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建立了中国古代真正的霸权。一则商人确立了完整的中国文字书写系统。二则，商人构建了复杂的国家组织。由前者，商人及其后的周人，取得了记录与阐释中国历史的权力，从此奠定“中原”为中国核心的正统。
这一个不过是边缘的“他者”，却在“诸夏”的基础上，建立了核心的“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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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以小邦克服商人，建立了分封制度，则是上述同心圆模式之外，另立一个网络结构的模式……以这些“点”，拉成几条“线”，方能控制相当广袤的“面”……宗周（关中）是周人的根本之地，成周（洛阳附近）是东方发展的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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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分封，用亲缘关系维持封建网络，宗统与君统相叠，血缘与政治结合，这双重结构，为中国文化传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无论哪一个封国，都是若干族群与文化系的融合……诸侯必然“本土化”，不免与中央逐渐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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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系统，都是变动不定的，变动之中，如果失去了调节能力，这个系统即会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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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将周代家长权威与政治权威相叠合的王制，改组为中国文化的理想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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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造性地将现实转化为理想，他将封建礼仪提升为普世伦理，将血缘亲谊转化为仁道王政，将分封的控御体制，转化为大同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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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内外的他者，都衬托了“我人”的内部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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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与夷狄，不是对立，而是逐渐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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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国中心论，几千年来，中国不能适应与列国平等相处
将这两个观念分开，则是中国人将“天下”看作文化，将朝代看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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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世界始终自居为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主要在于北方发展了中国的书写文字系统……终究因为北方的文字记录占了主流的优势，竟可说北方垄断了书写历史的权力，南方遂始终只能落在次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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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在东南一路的“他者”，也不是中原原来的蛮夷，而是经由楚国发展，相伴而引入中国世界边缘的另类“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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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文官系统，后来为汉代承袭，是战国法家设计的综合，重要在因能任职，循名赏实，于行政系统中，加了考核的配套功能。海带又加了甄选人才的选材制度，遂为中国的文官体系，奠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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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综合战国许多政治改革的经验，建构了行政网络与交通网络，二者配套，于是奠定了“中国”这文化共同体所寄托的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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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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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由皇朝政府代表，也籍这一套无所不包的超越秩序，伸展于无边无际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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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成为国际生计的根本，农村成为行政网络的末梢，籍乡党宗族组织维护主流理念与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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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最为重要的“他者”，则是经由西域进入中国的佛教……中国文化的内涵及价值，不得不在与佛教融合过程中，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佛教
“他者”逃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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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门下，深信能够通过一超越性的“道”，针砭时政，警告人君，指出政权不能永远属于一家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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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行政系统核心的君权，一旦失去行政系统的信任，即不能再有“核心”的合法性；行政系统失去君权的信任，也难以发挥其治理的功能
汉代儒家思想，始终是文化精英的主流，也因此形塑了中国文化中的行为模式及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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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工商业不能在城市发展，农舍手工业及农村集市，将农村与产业集散的市镇，组织为全国互通有无的市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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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数百年间，中国地区的政治文化各个系统，主客我他之间的关系，都有过位置倒易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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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时南北朝整合的结果，中国已是呈现全然与过去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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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他者”第一类是陆续由近边外族，流入中国的人口；第二类是外商因为来华贸易，流离中国的胡商蕃客；第三类是整群投奔中国的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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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言之，自北朝到唐末，因应外来“他者”的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已有巨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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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来中华帝国的天下，宋只统治了核心部分，在汉唐中国的其他部分，出现了好几个足以与宋抗衡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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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风气，往往虚骄，却昧于实务，国势不涨，不能有唐初之兴盛，又不甘于与别国为伍，上述宋人风气，与这一天朝情结的不得舒展，多少有些关系
宋国无法从四邻有所采撷，再加上缅怀旧日光荣的情结，宋代文化遂走了内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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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知识分子，在整合释道于儒家，有划时代的贡献
理学独家体系的完成，毋宁是中国思想完成为保守的传统
宋代行政系统，正如历朝相承，仍以君权为核心。宋代的特色，这一行政系统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科第出身的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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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君权，用当时的话语，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集团，也为此经常有内部的对立，并不构成具体的力量，以约束君权，更不能因为其独特的地位，发展独立的韦伯（Max Weber）理论中专业性的理性统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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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地方完全没有自主之权
从中央的角度看，核心的君权代表了“我”，末梢的地方小区只是其统治的“他者”，而在宋代，却是地方社会力的“他者”掌握了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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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君权代表的权力“我者”，与儒家代表的思想“我者”，两个“正统”，结合为宋代的系统……在对抗时，儒生在行政系统中受制于君权，但在地方小区，则占领了社会基层。宋代开启的这一形态，于后来的明清秩序，依旧存在，形成了近世中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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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所述蒙元的定义及外人心目的中国观念，我们不能用单纯的“中国朝代”界定蒙元，甚至不能用中国的“征服王朝”作为蒙元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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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与蒙古两个例子的不同处：西周有数百年的国祚，渐渐融合诸族，而蒙古征服迅速，各处宗王存在时间，各地不等。大致言之，还来不及融合诸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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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以后，由于公事与家事之间的模糊，蒙古的统治权，经过两三代，即成为这一庞大帝国的乱源……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从未建构为可以运作的权力分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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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没有自己信仰系统的蒙古人，渐渐分别同化于当地的文化
单以统治中国的蒙元政权言，一群官员，专业训练、志趣、理念，各有不同，很难组织成有效率的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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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蒙元政权，并未出现有组织的行政系统
蒙元时代，当是中国历史上，儒生士大夫力量最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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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蒙古的统治，政权与行政系统，两者都未建构为一定的运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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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狂飙，将欧亚大陆练为一体，欧洲、中东与东亚三个自足的世界，经过蒙古的强力干涉，连结于同一格局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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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飙起的作用，是触媒剂的催化，不是冶炼的熔铸。在催化过程中，许多分散出去的蒙古人，却消融于当地的文化之中，不再记忆，也不再认同蒙古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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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非常注重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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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长城，其实是一处一处以坞堡障塞及壕沟互相呼应的防御工事，有一定的纵深；彼此之间，也有空旷的瓯脱，内外可以相通……明代连绵不断的边墙，在观念上则是隔绝内外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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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几件涉外大事：郑和多次下西洋，英宗被蒙古俘虏的土木堡之变，嘉靖东南倭寇之乱，及万历时援朝击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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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对于北元，似乎只在划疆而守
中国是以援朝预防日本再起侵略祸心，乃是以攻为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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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件大事，都指向一个形式，明代没有构建如同汉唐一样，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国家，明代时的中国只想安于东亚列国中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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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民间宗教兴旺，此起彼伏，或分或合，实是反映民间另有一个长时期存在的“他者”思想体系，不但挑战政权，也挑战儒家与上层佛道形成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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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文化生活，多姿多彩，既是从正统形式，开拓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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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变化的模式，当在唐宋之间，不如唐代开张，也并不像宋代内敛。当时的中国，并不坚持“我者”，也不抗拒“他者”，中国正在学习自存于世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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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事务，由理藩院及内务府处理，六部九卿无权插手……简言之，满清视蒙藏为盟友与亲人；中国则是其征服的领土——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多元结构之下，满洲皇室的“我者”，面对了多种不同的“他者”，各有其特定的相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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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汉地，在行政系统的结构，大体沿袭明制，只是在行省的布政、按察与军事首长之上，本来有事才设立的巡抚，逐渐变成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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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努尔哈赤时代，既是具有绝对家长与酋长威权，行政系统遂不能一起工具理性，制衡之一非常强大的君权
清代的士大夫，在领导社会力的层面，已不如宋明。一则，屈膝绝威权，积威之下，不易再有自己的气概志节。另一方面，自从明代中叶，中国有长期外贸的顺差，东南华南富庶，都市繁荣，遂使士大夫由乡居迁入城市。士大夫结交官府，在地方事务，仍有发言权及影响力，但难得再有群众基础，聚集足以制衡政治权力的社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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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帝国衰败，是由于文化与市场两个系统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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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政权与文化正统的僵化，是中国失去调适能力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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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的“我”“他”，遂为中西的“我”“他”压过。同时，中国分化，有沿海——内陆，城市——乡村，及教育高低的区分，形成另一系列的“我”与“他”，为中国近代历史留下持久的疏离。这是中国卷入全球巨大网络时，几乎难以躲避的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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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中国”，这一庞大的复杂系统，在不断的失衡与调整过程中，不断地改变了内涵的成分也不断地改变了其周边的界限
中国在天下国家模式、儒家的主流思想与精神、农业与市场经济诸项因素的规范下，即使有种种变化，都大致在“东亚”这一地理环境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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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伦，降而为主奴！这一精神的践踏，使中国文化精英，在满清一代，失去了创新的能力
中国边陲挑战，在清代也有了非常的改变，满人怀柔蒙古与西藏，两者都是满洲大汗的私属，不再中国帝国结构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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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领政
蒋氏政府的行政网络、文化与经济三个系统，可说都只建构了上半截，于中央政府，文化精英，及以城市为基础的“现代经济”，能够有所运作。至于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还是滞留于传统的农业，均无法掌握
后来蒋介石清党（1927），但还是沿袭了列宁党的若干特质，因此国共两党，毋宁是鲁卫之政，有些血缘的相关处最主要的特色，即是以党领政，以军卫党，党是政权的核心，党纪约束的党员，是政权的内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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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与国民党最大的差异，则在于建构了掌握广大内地农村的权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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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期的政治机制，则建构了上下俯首的绝对威权，以致政治系统以外，不再有其他意识形态共存的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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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皇朝的中外关系，分别界定为：一、中国与其他国族的互动，二、中国本部与边陲族群的互动，三、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四、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五、视察过经济网络的运作，六、文化学术层面，主流“正统”与“异端”的挑战者之间的互动。
蜕变为个人权威，经由独占意识形态解释权，排斥了文化、经济与社会诸种力量的相互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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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层变动，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典型：中央主宰地方，政治支配经济，儒家独专一家的局面，都有从一元变为二元（甚至多元）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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