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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1日星期日
单身乎？婚姻乎？
被婚姻恐惧毁掉的中国女性……一个成熟女性的魅力是黄毛丫头没法具备的，多少前途光明的优秀女性就是被婚姻恐惧给毁灭了……在中国罕见三十以上还自信、阳光、健康的女性……如果说一个母亲决定了孩子的下限，那么中国整体上是没啥希望的……
2018年1月19日星期五
从历史看组织
许倬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09835-0 2011年5月
P003
自西周开始，中国的王权必须依靠一个法定程序，那就是天命——皇天给你的使命，也就是上天承认的统治单位，给予合法地位
P006
天命不是降给一个独裁者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政治哲学一开始就认为政府的任务是要让百姓过着安定繁荣的生活，如果这个政府不能做到，则政府就宣告破产
P014
齐国工商业者不用打仗，而成为专门的生产者：产盐、制陶、纺织等等，以及其他所有能销售的商品。齐用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民生产商品，这是一种新的形态，与过去以农业作为国际经济的根本有很大的不同
P015
管仲身为齐国的CEO，他的政策是减少贵族的特权，而大量起用有专长的人。
P017
和而不同是经营管理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
P018
国君主权是当政府不行时，可以决定换一个执政的班子……从行政理论来说，上层不能干预下层，执政者应当取得清楚明白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上级不能干预
P027
无论多好的结构，如果操作流线型机构的这个人，只以一个人的意志为意志，而缺乏制衡，这个机构的效率便会大打折扣
P031
汉代继续维持郡县这种直接管理的行政制度，并继续维持考核的监察制度——这两大特色始终见于中国历代王朝
P032
你要报酬人家功劳的时候，不能只顾及私人的感情，不能只顾及自己的爱好及厌恶
P035
汉代宫中及府中财政分开，是汉朝一项很重要的原则，能将两者分开的原因，即在丞相府有政府运作的资料及数据
P036
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天命王权的源头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见，天象不过是个反应，真正决定的是人民
P037
汉代的财政理论，注重不扰民
汉代的基本政策是“重农务本”与“藏富于民”
P056
两个对抗的政治力量，彼此之间实力差距太大时，即使有可以借力的形式，弱者也未必能讨得多少便宜
P058
如果在开发硬的市场有困难时，可以利用新的资源开拓新的市场，终究还是可以维持公司。但是这种软市场的维持是有限度的
本钱不够时很难勉强做大生意
P059
CEO不只是要管理，董事长不只是要决策，两个人都要具备广阔的视野——能够透视情况、判断形势，不能意气用事
P094
谋略不会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也不会创造一个长久可用的制度，更不会在历史或组织的发展上有长期的效应
P099
但是到了唐代，政府分成了是三个部分，一个是官设计的中书省，一个是管执行的尚书省，另一个是管封驳的门下省，封驳也就是考核政策
P104
大族势力下滑的一个原因是事实均田制，国家长时间的均富。另一个原因是唐朝开启了真正的科举制度，天下的老百姓都可以参加政府考选官员的考试
P111
汉朝既是皇帝不行，只要政府本身不出乱子，国家依然可以维持相当稳定的局面
P116
平抑物价以及预防灾害两点，都是使得老百姓的一安居乐业的重要政策，而政府也得以有足够的财源供给开销
P117
基本上，治乱趋于人心，太平或是混乱都是因为人心
P121
唐朝最主要的弊病就是单一首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里
P122
一个好的领袖，好的决策者绝对不是自负的人，而是谦虚的人，能听取不同建议、不同想法，容许许多人帮他，分析建议，找出最合适的决定。一个好的领袖也绝对是耳朵开开，眼睛开开，不断收集重要信息，手上能够掌握最清楚的资料、最清楚的情况，不会做违背真实情况的决定
P135
（王安石）要改革就要花心思、要努力地改、彻底地改，祖宗的规矩不必在意，人家的批评也不必在意，甚至上天的天命也不必畏惧
P138
整个北宋遗址相当不安，就是因为中间有这新旧的党争，而且已经到了不理性的地步
P139
一个组织要改革的时候，并不是靠一个或两个政策的执行者或决策者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他（们）必须有一个好的班底，必须有一个能够配合的政府结构
P143
一个智囊团的组织上必要的，但是智囊团最好不要成为执行官
P149
整个宋朝政府是靠儒生的文官维持的，但是儒生受了他们意识形态的限制，不会去考虑新的问题，他们所想到的就是农业为立国之本……儒家的意识形态常常令他们去推敲一个人的动机，推敲一个政策的目的，而不去推敲一个政策执行后的效果
P169
张居正曾经说：天下的事情不难于立法，而难于发的真正贯彻；不难于听人家的建议，而难于建议能真正地生效
P174
这三个单位是常设的单位：一个是会计、一个是稽核、一个是档案
P194
（曾国藩）自己说过，他做事有一股挺的精神，挺，就是挺住、挺下去，挺得过要挺，挺不过也要挺，就是要挺过难关。
曾国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肯找接班人
P196
有培育接班人想法的人，才不会恋栈，不会认为“非我不可”而一直做下去
P197
（洋务运动）的意义是在中央政府管不着的范围里，地方找到了自己可以用的力量；利用这一新的力量，构成了新的结构（新的军事组织、新的经济结构、新的权力结构），使得原本的王朝不得不被这新的结构代替
2018年1月18日星期四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
许倬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3478-6 2010年8月
P2
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中心——边陲”的互动
P6
中国历史上的“夏代”，我以为是周人接下了商人的地位，奄有当时的天下，遂追溯商以前据优势的诸夏，构建了夏、商、周的系列，号为“三代”，诸夏的地区，在晋南豫中至豫东一带……诸夏部族推出的共主，并非王国……认同于一个共同体的族群
P9
商人建立了中国古代真正的霸权。一则商人确立了完整的中国文字书写系统。二则，商人构建了复杂的国家组织。由前者，商人及其后的周人，取得了记录与阐释中国历史的权力，从此奠定“中原”为中国核心的正统。
这一个不过是边缘的“他者”，却在“诸夏”的基础上，建立了核心的“中原”！
P11
周人以小邦克服商人，建立了分封制度，则是上述同心圆模式之外，另立一个网络结构的模式……以这些“点”，拉成几条“线”，方能控制相当广袤的“面”……宗周（关中）是周人的根本之地，成周（洛阳附近）是东方发展的总基地。
P12
西周分封，用亲缘关系维持封建网络，宗统与君统相叠，血缘与政治结合，这双重结构，为中国文化传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无论哪一个封国，都是若干族群与文化系的融合……诸侯必然“本土化”，不免与中央逐渐疏远
P13
任何系统，都是变动不定的，变动之中，如果失去了调节能力，这个系统即会崩解
P14
（孔子）将周代家长权威与政治权威相叠合的王制，改组为中国文化的理想政治体制
P15
孔子创造性地将现实转化为理想，他将封建礼仪提升为普世伦理，将血缘亲谊转化为仁道王政，将分封的控御体制，转化为大同的天下
P17
无论内外的他者，都衬托了“我人”的内部凝聚
P18
华夏与夷狄，不是对立，而是逐渐转变
P21
正因为中国中心论，几千年来，中国不能适应与列国平等相处
将这两个观念分开，则是中国人将“天下”看作文化，将朝代看作国家
P25
华夏世界始终自居为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主要在于北方发展了中国的书写文字系统……终究因为北方的文字记录占了主流的优势，竟可说北方垄断了书写历史的权力，南方遂始终只能落在次要的位置
P32
楚国在东南一路的“他者”，也不是中原原来的蛮夷，而是经由楚国发展，相伴而引入中国世界边缘的另类“他者”
P36
秦代文官系统，后来为汉代承袭，是战国法家设计的综合，重要在因能任职，循名赏实，于行政系统中，加了考核的配套功能。海带又加了甄选人才的选材制度，遂为中国的文官体系，奠下规模
P37
（秦代）综合战国许多政治改革的经验，建构了行政网络与交通网络，二者配套，于是奠定了“中国”这文化共同体所寄托的政治共同体
P39
察举制度
P40
“中国”，既由皇朝政府代表，也籍这一套无所不包的超越秩序，伸展于无边无际的时空
P41
农业成为国际生计的根本，农村成为行政网络的末梢，籍乡党宗族组织维护主流理念与社会价值
P42
（西汉）最为重要的“他者”，则是经由西域进入中国的佛教……中国文化的内涵及价值，不得不在与佛教融合过程中，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佛教
“他者”逃离的现象
P45
董仲舒门下，深信能够通过一超越性的“道”，针砭时政，警告人君，指出政权不能永远属于一家一朝
P47
原为行政系统核心的君权，一旦失去行政系统的信任，即不能再有“核心”的合法性；行政系统失去君权的信任，也难以发挥其治理的功能
汉代儒家思想，始终是文化精英的主流，也因此形塑了中国文化中的行为模式及价值取向
P48
（汉武帝），工商业不能在城市发展，农舍手工业及农村集市，将农村与产业集散的市镇，组织为全国互通有无的市场网络
P64
南北朝数百年间，中国地区的政治文化各个系统，主客我他之间的关系，都有过位置倒易的现象
P65
唐代时南北朝整合的结果，中国已是呈现全然与过去不同的面貌
P68
内部的“他者”第一类是陆续由近边外族，流入中国的人口；第二类是外商因为来华贸易，流离中国的胡商蕃客；第三类是整群投奔中国的外族
P71
整体言之，自北朝到唐末，因应外来“他者”的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已有巨大的改变
P73
在原来中华帝国的天下，宋只统治了核心部分，在汉唐中国的其他部分，出现了好几个足以与宋抗衡的国家
P77
宋人风气，往往虚骄，却昧于实务，国势不涨，不能有唐初之兴盛，又不甘于与别国为伍，上述宋人风气，与这一天朝情结的不得舒展，多少有些关系
宋国无法从四邻有所采撷，再加上缅怀旧日光荣的情结，宋代文化遂走了内敛的途径
P79
宋代的知识分子，在整合释道于儒家，有划时代的贡献
理学独家体系的完成，毋宁是中国思想完成为保守的传统
宋代行政系统，正如历朝相承，仍以君权为核心。宋代的特色，这一行政系统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科第出身的儒生
P80
宋代君权，用当时的话语，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集团，也为此经常有内部的对立，并不构成具体的力量，以约束君权，更不能因为其独特的地位，发展独立的韦伯（Max Weber）理论中专业性的理性统治机制。
P81
宋代的地方完全没有自主之权
从中央的角度看，核心的君权代表了“我”，末梢的地方小区只是其统治的“他者”，而在宋代，却是地方社会力的“他者”掌握了基层
P82
宋代君权代表的权力“我者”，与儒家代表的思想“我者”，两个“正统”，结合为宋代的系统……在对抗时，儒生在行政系统中受制于君权，但在地方小区，则占领了社会基层。宋代开启的这一形态，于后来的明清秩序，依旧存在，形成了近世中国的特性
P86
从上面所述蒙元的定义及外人心目的中国观念，我们不能用单纯的“中国朝代”界定蒙元，甚至不能用中国的“征服王朝”作为蒙元的定位
P88
西周与蒙古两个例子的不同处：西周有数百年的国祚，渐渐融合诸族，而蒙古征服迅速，各处宗王存在时间，各地不等。大致言之，还来不及融合诸族
P90
成吉思汗以后，由于公事与家事之间的模糊，蒙古的统治权，经过两三代，即成为这一庞大帝国的乱源……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从未建构为可以运作的权力分配系统
P91
本来没有自己信仰系统的蒙古人，渐渐分别同化于当地的文化
单以统治中国的蒙元政权言，一群官员，专业训练、志趣、理念，各有不同，很难组织成有效率的行政系统
P92
简言之，蒙元政权，并未出现有组织的行政系统
蒙元时代，当是中国历史上，儒生士大夫力量最弱的时代
P93
可知蒙古的统治，政权与行政系统，两者都未建构为一定的运作体系
P94
蒙古的狂飙，将欧亚大陆练为一体，欧洲、中东与东亚三个自足的世界，经过蒙古的强力干涉，连结于同一格局之内
P95
蒙古飙起的作用，是触媒剂的催化，不是冶炼的熔铸。在催化过程中，许多分散出去的蒙古人，却消融于当地的文化之中，不再记忆，也不再认同蒙古的自我
P97
明代非常注重边防
P98
秦汉的长城，其实是一处一处以坞堡障塞及壕沟互相呼应的防御工事，有一定的纵深；彼此之间，也有空旷的瓯脱，内外可以相通……明代连绵不断的边墙，在观念上则是隔绝内外的界限
P99
明代有几件涉外大事：郑和多次下西洋，英宗被蒙古俘虏的土木堡之变，嘉靖东南倭寇之乱，及万历时援朝击退日本
P100
明代对于北元，似乎只在划疆而守
中国是以援朝预防日本再起侵略祸心，乃是以攻为守战略
P101
这四件大事，都指向一个形式，明代没有构建如同汉唐一样，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国家，明代时的中国只想安于东亚列国中的大国
P104
明清两代民间宗教兴旺，此起彼伏，或分或合，实是反映民间另有一个长时期存在的“他者”思想体系，不但挑战政权，也挑战儒家与上层佛道形成的主流思想
P106
明代的文化生活，多姿多彩，既是从正统形式，开拓了自由
P107
明代变化的模式，当在唐宋之间，不如唐代开张，也并不像宋代内敛。当时的中国，并不坚持“我者”，也不抗拒“他者”，中国正在学习自存于世界的社会
P110
蒙藏事务，由理藩院及内务府处理，六部九卿无权插手……简言之，满清视蒙藏为盟友与亲人；中国则是其征服的领土——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多元结构之下，满洲皇室的“我者”，面对了多种不同的“他者”，各有其特定的相对关系
P111
管理汉地，在行政系统的结构，大体沿袭明制，只是在行省的布政、按察与军事首长之上，本来有事才设立的巡抚，逐渐变成常任
P112
自从努尔哈赤时代，既是具有绝对家长与酋长威权，行政系统遂不能一起工具理性，制衡之一非常强大的君权
清代的士大夫，在领导社会力的层面，已不如宋明。一则，屈膝绝威权，积威之下，不易再有自己的气概志节。另一方面，自从明代中叶，中国有长期外贸的顺差，东南华南富庶，都市繁荣，遂使士大夫由乡居迁入城市。士大夫结交官府，在地方事务，仍有发言权及影响力，但难得再有群众基础，聚集足以制衡政治权力的社会力
P113
满清帝国衰败，是由于文化与市场两个系统出了问题
P116
满清政权与文化正统的僵化，是中国失去调适能力的内在因素
P117
满汉的“我”“他”，遂为中西的“我”“他”压过。同时，中国分化，有沿海——内陆，城市——乡村，及教育高低的区分，形成另一系列的“我”与“他”，为中国近代历史留下持久的疏离。这是中国卷入全球巨大网络时，几乎难以躲避的新裂痕
P119
数千年来，“中国”，这一庞大的复杂系统，在不断的失衡与调整过程中，不断地改变了内涵的成分也不断地改变了其周边的界限
中国在天下国家模式、儒家的主流思想与精神、农业与市场经济诸项因素的规范下，即使有种种变化，都大致在“东亚”这一地理环境内进行。
P120
君臣之伦，降而为主奴！这一精神的践踏，使中国文化精英，在满清一代，失去了创新的能力
中国边陲挑战，在清代也有了非常的改变，满人怀柔蒙古与西藏，两者都是满洲大汗的私属，不再中国帝国结构之内
P134
以党领政
蒋氏政府的行政网络、文化与经济三个系统，可说都只建构了上半截，于中央政府，文化精英，及以城市为基础的“现代经济”，能够有所运作。至于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还是滞留于传统的农业，均无法掌握
后来蒋介石清党（1927），但还是沿袭了列宁党的若干特质，因此国共两党，毋宁是鲁卫之政，有些血缘的相关处最主要的特色，即是以党领政，以军卫党，党是政权的核心，党纪约束的党员，是政权的内圈
P136
共产党与国民党最大的差异，则在于建构了掌握广大内地农村的权力机制
P137
毛泽东后期的政治机制，则建构了上下俯首的绝对威权，以致政治系统以外，不再有其他意识形态共存的系统了
P140
中国历代皇朝的中外关系，分别界定为：一、中国与其他国族的互动，二、中国本部与边陲族群的互动，三、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四、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五、视察过经济网络的运作，六、文化学术层面，主流“正统”与“异端”的挑战者之间的互动。
蜕变为个人权威，经由独占意识形态解释权，排斥了文化、经济与社会诸种力量的相互平衡
P143
这几层变动，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典型：中央主宰地方，政治支配经济，儒家独专一家的局面，都有从一元变为二元（甚至多元）的趋势
婚姻
悉闻老友之子婚前取消婚约，曰，两家族实在三观不合。甚喜，乃我闽南真男儿也。姻缘，宁缺毋滥，岂能为了区区几个酒钱和face就凑合一生?
……
婚姻乃一生之精神平等之对话，当相逢携手上青天。不能互为进步，若嫦娥后羿，即使凑合，也痛苦一世，何苦?
……
婚姻乃一生之精神平等之对话，当相逢携手上青天。不能互为进步，若嫦娥后羿，即使凑合，也痛苦一世，何苦?
2018年1月15日星期一
南渡北归——离别
南渡北归——离别
岳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404-4760-1 2011年6月
P019
（傅斯年）“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的自由主义成新的精神为基础，认为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
P141
（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P148
(李济)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结果是现在的灾难。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州、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P149
（1934年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提出了一下主张：
一、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
二、设立国家博物馆，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
三、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
P163
张光直“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到了李济先生逝世前，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部分资料均已公诸于世。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尽守他领导殷墟发掘的职责
1948年底李济携妻与唯一的儿子，时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登上“中鼎“号军舰……李光谟只身一人重返大陆，继续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
P227
1962年四清“清分工、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
大四清“清查历史、清查思想、清查政治、清查经济”
P247
梅贻琦是国民党中的名人，但他一贯禀承自由民主的传统和校风，总是顶着种种压力保持不同政见的师生
P287
（陈寅恰）“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P289
（陈寅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P310
（曾国藩）“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P327
（陈梦家）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不赞成死扣住一个课题不放
P432
1954年《论再生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P433
从《柳如是别传》这部传记大作中不难看到，陈寅恰把西方学术手法运用于研究之中的同时，特别注重首倡于清初顾炎武，而为后世朴学家奉若圭臬的“实事求是”精神。凡立一言，必不拘烦琐地进行大量考证，甚至逐字逐句地排比考辨，而后归纳分析，得出结论。因陈氏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比之于清代的传统朴学更高一筹，也更具创新性和突破性。此种长处从两个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是以诗证史，突破了传统训诂学沉溺于文字音韵的陋习；二是将具体的人与事的“发覆”，以宏观的文化视野放在历史长河大背景下纵横考察对比，借此洞悉“大历史”下人物活动与思想情感变化的幽微，而后从不易察觉或容易被人忽略的情感与事件中，反观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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