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丹白露宫(Jardins du Chateau de Fontainebleau)在本科时读西方园林史的时候就很是好奇,这次安排培训考察路线的时候,忍不住动了私念,坚持要把它安排在考察线路里。
不巧的是12月2日是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很是有点郁闷,看来,下次来巴黎还是要再来一趟这个离巴黎60公里开外的小镇,这,也是一种缘分。
枫丹白露意为"蓝色美泉",因有一股八角形清澈碧透的泉水而得名。1137年,路易六世在泉边修建了一座宏伟的、供打猎时休息用的城堡,这就是枫丹白露宫的由来。不同于凡尔赛宫,这里是众多法国国王都喜爱的地方,从弗朗索瓦一世到路易十六、拿破仑三世,这里几乎凝聚了八个朝代的法国历史。使得阿奈德·法兰斯下了这么一个定论“要想了解历史,与其啃读书本,还不如亲自来这里走一趟”。
游荡在枫丹白露宫中,始终觉得室内的装潢和绘画纵然是非常华丽,但是狭小的空间和昏暗的采光始终是让我有些不甚耐烦,没有了细细品赏的兴致。匆匆一个人来到后花园,对于一个在山海之间奔跑惯了的人来说,还是无拘无束的室外才是其所爱。
不似规整单调而宏伟的不近人情的凡尔赛宫的后花园,枫丹白露的后花园实际上由两个风格不同的小尺度的花园组成,一个是以法国规整式园林为主的狄安娜庭院,一个是师从自然的英国庭院(Jardin Anglais)。这两个风格迥异的欧式园林放在一起,结合的相当自然,没有太多风格的突兀,其实也许就是所处的时代相近,植物、建筑风格、材料的相似弱化了二者风格上的变异。
在这里,让我对法国式的规整园林有了一个新的感觉,不似在凡尔赛宫对那种超人性尺度的规则园林的排斥。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园子用的是何种设计风格,更重要的是一个宜人的尺度。同样是表象着理性万能思潮的法国规则式园林,因为尺度的不同,给人以完全不同的感受。凡尔赛宫的不近人情的大尺度,给人的感觉不过就是皇权的以势压人,讲究的皇家的规矩,让你站在园林中感到的是作为个人的渺小和无奈;而有着宜人尺度的枫丹白露给你的感觉就是对个人理性的尊重,感到这个理性是人的理性,而不是上帝的理性,让你觉得某种作为人的自信。
一直觉得,园林在很多的时候是人真正内心思想的反映,而不是社会外在文化的表象。就如同法国的规则园林,其实反应的不过是浪漫和生性自由的法国人内心深处对于规则和理性的向往与追求,就如同那个语法规则超级繁复的法文一样,在一堆规则之下的词汇的阴性、阳性却是丝毫没有规律可言。问过法国人,如何确定一个词的阴性、阳性之分,答曰:从小就知道的东西,没有规则。典型的法国人的思维,努力的要用一种天生随意的态度去做一件看似非常理性的事情。有时间了,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法国的文化。
其实人的性格、思想的双重矛盾性在枫丹白露的庭院中得到了最好的反应。一面是反映的天性的自然随意的英式庭院,一方面是反映着对理性主义向往的法国规则式园林。这种对立的庭院的布局和宜人的尺度,大概让所有居住于这里的法国的君主们找到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感觉。就连拿破仑这个只知道打仗,几乎没有时间享受生活的皇帝,对枫丹白露也是喜爱至深。
据说,1814年4月20日下午1点, 拿破仑称帝的王朝彻底失败了, 他被判决到艾勒贝岛上软禁;把他押走的马车已经在枫丹白露前的白马广场上等候。拿破仑从枫丹白露大门马蹄形石梯的右边走下来, 慢慢腾腾, 恋恋不舍。拿破仑对站成方阵的禁卫军说:“我的老卫兵们, 我来向你们说永别了! 继续为法国效劳吧! ”说着, 拿破仑拥抱了禁卫军队长, 亲吻了法国国旗 ……拿破仑和卫兵们一起哽咽起来, 热泪盈眶。也是从这一天起枫丹白露白马广场, 又叫做永别广场。
后来,拿破仑在艾勒贝岛上的回忆录中写到:“枫丹白露是真正国王的住宅, 世纪的宫殿;可能它的建筑上不算很有特色, 但是计算得很好, 保证了居住使用。”这句话也许是对枫丹白露最确切的评价,说白了,皇帝也是人,对于超人性的东西,其内心未必喜欢。
2007年12月2日星期日
人性的自由与蒙马特高地(Butte de Montmartre)
在这次到法国出发之前,问过ZK,巴黎哪里是值得一定要去的?结果ZK给了我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蒙马特高地(Butte de Montmartre),说是那里是巴黎艺术家最为集中的地方,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蒙马特买一个公寓。
说实在的,对于蒙马特,在ZK告诉我这个地名之前,实在是一点概念也没有。脑子里对于巴黎的概念只有塞纳河、巴黎、埃菲尔铁塔这些地方。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在十九、二十世纪的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当时云集了众多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立体派(Cubism)、野兽派(Fauvism)、未来派(Futurism)和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的大师们。由于法国是欧洲第一个给犹太人国籍与同等公民权的国家,在当时世人的眼里是自由、宽容和人权的象征。整个欧洲的许多和现实格格不入或充满了反叛的知识分子都涌向巴黎,而年轻的画家们大多数都聚集到了蒙马特。据说当时的蒙马特保留了有千年历史的磨坊和葡萄园。小街迂回曲折,石板屋顶参差不齐,住着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生活水平很低,人很乐观;有小贩推着小车沿街叫卖;有着几张破台子的小酒店、咖啡馆,不但便宜而且还给穷画家赊账,可以用画换一顿吃喝;有四壁通风但租金低廉的旧公寓和画室;有干娇百媚、跟画家一样饿得像狼但给了画家无限灵感的模特。如果当时在街上遇到西班牙的毕加索、格里斯,荷兰的梵高,意大利混血阿波利奈尔,瑞士的桑德拉斯,法国的勃拉克、弗拉明克、德莱、雅各布……这些今日在艺术史和文学史中被称为开创一代风气的大师,在当时也许只是一群衣衫褴褛怪异、饥肠辘辘的波希米亚人。
当我在小丘广场(Place du Tertre)和周边的小巷转悠的时候,看着那些向游人们兜售作品的画家们,还真不知道这里面是否会产生一个毕加索式的人物。只不过现在有太多的游人,很难让你有心思静静体会当时那种自由、无拘无束的场景。
不过说起蒙马特高地的另一面,估计是大多数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那就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是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惨败和普鲁士军队对巴黎的围城。当时,1871年1月,围城四个月后,执政的法国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德国人要求在和平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尽管被围困多日,但许多巴黎市民还是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他们在政府的失败面前无所畏惧,由各种市民组成了将近30万人的自卫队(法国国民自卫军),并已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与敌人血战到底。伴随着地方自治武装的扩大,因社会的阴郁和政治的混乱而对当时中央政府丧失信心的就是巴黎人心中梦想已久的脱离于中央政府的、和法国其他小城市一样的政治上的高度自治。
为了避免中央政权的旁落,当时的第三共和首任总统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 Adolphe Thiers,一个右翼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怎么感觉像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亲戚)下令没收巴黎地方武装的军械。也就是在收缴蒙马特高地的火炮的时候,爆发了巴黎市民、国民自卫军和政府反叛军队的大规模起义;也就是在蒙马特高地,打响了巴黎公社起义的第一枪。
虽然只有短短的60多天,但是在我看来巴黎公社对法国的意义有三:一是看到了法国人性中丑陋和最耻辱的一面,在政府军攻占巴黎之后,未经审判的处决就延续了有一个多月,有两万多的巴黎市民被集体屠杀,被逮捕、监禁者约为5万人,流放、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的约7000人;二是巴黎公社自治期间自治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对法国影响深远的法令,包括政教分离、妇女的选举权、妇女的主动离婚权、妇女的专业教育权、以及免费教育和技术培训等;三是法国人式的冲动而对文化的损失,公社政权在失败的绝望之中下令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杜伊勒里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王宫(Le Palais Royal)、巴黎市政厅、圣马丁门歌剧院等。
也就是应为巴黎公社起义,才有了蒙马特高地的另外一个标志性建筑——圣心教堂(Sacré-Cœur)。在巴黎公社这场血腥事件之后,两个资本家亚历山大·勒让蒂(Alexandre Legentil)(有趣的是亚历山大的姓“勒让蒂”的意思就是“善人”)和他的妹夫于伯赫·豪奥(Hubert Rohaut)建议修建一座纪念堂用以向公社保卫战中牺牲的同胞们献上他们崇高的敬礼。他们的这一举动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他们希望能以此举得到耶稣基督圣心的宽恕,以求他能原谅他们所犯的错误。1873年,巴黎的大主教,红衣主教吉百赫(cardinal Guibert)接受了他们的这个请求,随后国家众议会声明该建筑是所公共建筑,归巴黎市政府所有,而不归教会。圣心教堂最后选址在巴黎西北方的蒙马特高地的马赫蒂赫陵(Mont des martyres)上,为的是全巴黎都能看到它,全城人民都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护佑。
其实,在我看来,蒙马特高地是最能够代表法国人性自由的地方,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上的自由,更多的是人性上的自由和无拘无束。我不想去给巴黎公社下什么定义,但是当年起义的巴黎市民何尝不是在追求另外一种独立和自由,政教的分离、妇女的平等?
说实在的,对于蒙马特,在ZK告诉我这个地名之前,实在是一点概念也没有。脑子里对于巴黎的概念只有塞纳河、巴黎、埃菲尔铁塔这些地方。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在十九、二十世纪的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当时云集了众多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立体派(Cubism)、野兽派(Fauvism)、未来派(Futurism)和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的大师们。由于法国是欧洲第一个给犹太人国籍与同等公民权的国家,在当时世人的眼里是自由、宽容和人权的象征。整个欧洲的许多和现实格格不入或充满了反叛的知识分子都涌向巴黎,而年轻的画家们大多数都聚集到了蒙马特。据说当时的蒙马特保留了有千年历史的磨坊和葡萄园。小街迂回曲折,石板屋顶参差不齐,住着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生活水平很低,人很乐观;有小贩推着小车沿街叫卖;有着几张破台子的小酒店、咖啡馆,不但便宜而且还给穷画家赊账,可以用画换一顿吃喝;有四壁通风但租金低廉的旧公寓和画室;有干娇百媚、跟画家一样饿得像狼但给了画家无限灵感的模特。如果当时在街上遇到西班牙的毕加索、格里斯,荷兰的梵高,意大利混血阿波利奈尔,瑞士的桑德拉斯,法国的勃拉克、弗拉明克、德莱、雅各布……这些今日在艺术史和文学史中被称为开创一代风气的大师,在当时也许只是一群衣衫褴褛怪异、饥肠辘辘的波希米亚人。
当我在小丘广场(Place du Tertre)和周边的小巷转悠的时候,看着那些向游人们兜售作品的画家们,还真不知道这里面是否会产生一个毕加索式的人物。只不过现在有太多的游人,很难让你有心思静静体会当时那种自由、无拘无束的场景。
不过说起蒙马特高地的另一面,估计是大多数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那就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是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惨败和普鲁士军队对巴黎的围城。当时,1871年1月,围城四个月后,执政的法国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德国人要求在和平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尽管被围困多日,但许多巴黎市民还是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他们在政府的失败面前无所畏惧,由各种市民组成了将近30万人的自卫队(法国国民自卫军),并已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与敌人血战到底。伴随着地方自治武装的扩大,因社会的阴郁和政治的混乱而对当时中央政府丧失信心的就是巴黎人心中梦想已久的脱离于中央政府的、和法国其他小城市一样的政治上的高度自治。
为了避免中央政权的旁落,当时的第三共和首任总统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 Adolphe Thiers,一个右翼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怎么感觉像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亲戚)下令没收巴黎地方武装的军械。也就是在收缴蒙马特高地的火炮的时候,爆发了巴黎市民、国民自卫军和政府反叛军队的大规模起义;也就是在蒙马特高地,打响了巴黎公社起义的第一枪。
虽然只有短短的60多天,但是在我看来巴黎公社对法国的意义有三:一是看到了法国人性中丑陋和最耻辱的一面,在政府军攻占巴黎之后,未经审判的处决就延续了有一个多月,有两万多的巴黎市民被集体屠杀,被逮捕、监禁者约为5万人,流放、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的约7000人;二是巴黎公社自治期间自治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对法国影响深远的法令,包括政教分离、妇女的选举权、妇女的主动离婚权、妇女的专业教育权、以及免费教育和技术培训等;三是法国人式的冲动而对文化的损失,公社政权在失败的绝望之中下令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杜伊勒里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王宫(Le Palais Royal)、巴黎市政厅、圣马丁门歌剧院等。
也就是应为巴黎公社起义,才有了蒙马特高地的另外一个标志性建筑——圣心教堂(Sacré-Cœur)。在巴黎公社这场血腥事件之后,两个资本家亚历山大·勒让蒂(Alexandre Legentil)(有趣的是亚历山大的姓“勒让蒂”的意思就是“善人”)和他的妹夫于伯赫·豪奥(Hubert Rohaut)建议修建一座纪念堂用以向公社保卫战中牺牲的同胞们献上他们崇高的敬礼。他们的这一举动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他们希望能以此举得到耶稣基督圣心的宽恕,以求他能原谅他们所犯的错误。1873年,巴黎的大主教,红衣主教吉百赫(cardinal Guibert)接受了他们的这个请求,随后国家众议会声明该建筑是所公共建筑,归巴黎市政府所有,而不归教会。圣心教堂最后选址在巴黎西北方的蒙马特高地的马赫蒂赫陵(Mont des martyres)上,为的是全巴黎都能看到它,全城人民都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护佑。
其实,在我看来,蒙马特高地是最能够代表法国人性自由的地方,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上的自由,更多的是人性上的自由和无拘无束。我不想去给巴黎公社下什么定义,但是当年起义的巴黎市民何尝不是在追求另外一种独立和自由,政教的分离、妇女的平等?
2007年12月1日星期六
艾菲尔铁塔与巴黎市徽
说起巴黎,大概除了塞纳河,让人马上想到的就是埃菲尔铁塔(Tour Eiffil),一座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疯狂象征——一座象征机器文明、在巴黎任何角落都能望见的巨塔。
浪漫的巴黎人给这个巨大的、笨乎乎的东西起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云中牧女”。说实在的,当我站在埃菲尔铁塔之下,虽说并不觉得这个大家伙很丑陋,但是要让我把它和一个少女联系起来,还是相当有难度的。而且只觉得这个大家伙在傍晚和晚上是最好看的,因为你看不到塔尖上的一切丑陋的细节,配上巴黎的夜色,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据说当年刚刚建好的时候,巴黎人非常排斥这个“丑陋”的东西,认为会把巴黎的建筑艺术风格破坏殆尽,包括了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小仲马(Alexandre Dumas,Dumas, fils)等都非常反对,公开呼吁终止建造铁塔。不过鬼使神差的是,百多年后,埃菲尔铁塔居然成了巴黎的象征,在巴黎的各种旅游纪念品上都可以看到铁塔的影子。所以说城市中的很多东西,只要不是非常难看之极的东西,不必急于拆掉它,也许放着放着就成了经典,实在是放着觉得也不好,再拆也不迟。以所谓专家的个人观点来判断一件作品,实在是无聊之极,他喜爱的未必是持久的。就如同很多方案的评审会,往往不是在讨论方案本上的功能安排、合理与否的理性逻辑问题,而是在讨论好看不好看的感性问题,这种评审实在是浪费时间。最受不了的就是当年厦门规划局有位总工连送审方案的窗户形式都要改,实在是有点过了。
话说回来,埃菲尔铁塔有名的以至于连巴黎本地人经常都想不起来他们的那个扬帆在塞纳河上的漂亮市徽。历史往往就是这么不善解人意,一个压根没想到以艺术为出发点的工程师,却创造了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品,这的确是让人无奈的历史。
浪漫的巴黎人给这个巨大的、笨乎乎的东西起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云中牧女”。说实在的,当我站在埃菲尔铁塔之下,虽说并不觉得这个大家伙很丑陋,但是要让我把它和一个少女联系起来,还是相当有难度的。而且只觉得这个大家伙在傍晚和晚上是最好看的,因为你看不到塔尖上的一切丑陋的细节,配上巴黎的夜色,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据说当年刚刚建好的时候,巴黎人非常排斥这个“丑陋”的东西,认为会把巴黎的建筑艺术风格破坏殆尽,包括了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小仲马(Alexandre Dumas,Dumas, fils)等都非常反对,公开呼吁终止建造铁塔。不过鬼使神差的是,百多年后,埃菲尔铁塔居然成了巴黎的象征,在巴黎的各种旅游纪念品上都可以看到铁塔的影子。所以说城市中的很多东西,只要不是非常难看之极的东西,不必急于拆掉它,也许放着放着就成了经典,实在是放着觉得也不好,再拆也不迟。以所谓专家的个人观点来判断一件作品,实在是无聊之极,他喜爱的未必是持久的。就如同很多方案的评审会,往往不是在讨论方案本上的功能安排、合理与否的理性逻辑问题,而是在讨论好看不好看的感性问题,这种评审实在是浪费时间。最受不了的就是当年厦门规划局有位总工连送审方案的窗户形式都要改,实在是有点过了。
话说回来,埃菲尔铁塔有名的以至于连巴黎本地人经常都想不起来他们的那个扬帆在塞纳河上的漂亮市徽。历史往往就是这么不善解人意,一个压根没想到以艺术为出发点的工程师,却创造了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品,这的确是让人无奈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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